【中國環保在線 技術前沿】隨著國家一系列政策法規的頒布，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逐漸成為主流趨勢。對于超低排放的推廣應用，相關人士認為，研究評估體系及方法不僅對當前推進工作有現實意義，而且對排放標準修訂、環境管理制度改革都有重要意義。
　　　　“超低排放”從2014年上半年起，在媒體報道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治理成效中時有出現。到2014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三部委發布的《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年）》中，雖未直接采用這一提法，但在以后的有關文件中被確認。2015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動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同年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2020年之前對燃煤電廠全面實施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同月，國家環保部等三部委印發《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明確提出“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是一項重要的國家專項行動”。
　　
　　政府文件中明確的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超低排放”是指“在基準氧含量6%條件下，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濃度分別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這顯然是對超低排放的外延式說明，而非內涵式定義。同時，“方案”提出：要“制定燃煤電廠超低排放環境監測評估技術規范，修訂煤電機組能效標準和能效低限值標準……”，因此，研究評估體系及方法不僅對當前推進工作有現實意義，而且對排放標準修訂、環境管理制度改革都有重要意義。本文從超低排放的評估方面進行一些探索，并對超低排放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分析。
　　
　　超低排放評估體系及方法思考
　　
　　評估對象與目的
　　
　　首先，要分清超低排放評估的對象和目的。超低排放評估可分為對超低排放限值的合理性評估和具體項目達到超低排放要求的狀態評估，也即普遍性和特殊性評估。二者具有聯系和區別，在超低排放限值提出之前，后者應當是前者提出的基礎，而當超低排放限值確定之后，前者應當是后者的依據。合理性評估分為兩種情況，對已經確定了超低排放限值的情況進行評估和制訂超低排放限值時對不同的情景值進行分析的評估。但不論是哪種情況，都要基于典型（樣本）超低排放機組或者項目的環境效果、技術指標、經濟代價、適用條件等要素的分析結果來開展。由于每個機組、設備的實際運行條件、原材料的價格、環境因素等千差萬別，設備實際運行效果往往不等同于設備實際能力，因此不宜采用實際運行數據簡單分析，而是要基于實際數據，考慮設計條件、外部條件變動等因素，采用規范的、可比性的方法進行科學全面分析。正如運動員的成績只能通過標準化的比賽場所競賽后才能確認一樣，對于超低排放機組的投入產出分析，也必須在一個規范的規則之下才能用于排放限值制定和政策制定。決不能簡單地認為某一電廠在某些條件下能夠做到的事，所有的電廠都照搬能做到；超低排放要求也不能僅根據某些電廠通過168小時后的監測驗收數據就做出規定。本文主要研究對已經確定了超低排放要求情況下的評估問題。
　　
　　其次，要清楚達到超低排放要求和達到超低排放狀態不是一回事。如果只有法定的排放標準而沒有明確的超低排放限值要求時，污染物排放即使做到了近零排放，也只能稱為達標排放。這是因為電廠在實際運行中有的是按地方政府特殊要求運行，有的是按照其他環保要求運行，更多情況下是為了避免超標違法而盡可能遠離限值運行。如在20世紀初的日本以及我國重點地區的一些電廠運行的除塵、脫硫設備，污染物實際排放濃度要大大低于排放標準，甚至低于現行的超低排放要求，但當時并未稱超低排放。因此，超低排放是個相對概念，是相對于法定的排放標準而言的，它具備兩個特征：一是明確的限值要求且可與排放標準的要素相比較；二是超低排放限值要求要嚴于法定排放標準。因此，評估超低排放的效果，是達到超低排放限值要求與達標排放限值要求之間的相對比較。如果用超低排放后電廠的預測排放量與實施前電廠實際排放量相比，會產生嚴重的誤導作用，因為實施前的實際排放量并不一定是達標排放量，而實施后的預測排放量并不是實際排放量。
　　
　　評估指標體系構建
　　
　　由上分析可知，對超低排放的評估本質上是對超低排放限值的合理性評估，由于超低排放限值是相對于排放標準而表現的，因此評估體系的構建應根據排放標準制訂的基本要求，并體現出超低排放的特點。我國環保法對排放標準制訂的原則要求與上的通行做法基本相同，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即環境質量影響、技術水平和經濟代價。環境質量影響體現的是“目的”，技術水平體現的是“路徑”，經濟代價體現的是“支撐”。評估指標體系構建時，要盡量全面、簡要、準確、方便反映超低排放的目的及本質屬性，指標間應互相獨立并從不同側面反映超低排放的主要特征。
　　
　　目的指標——環境質量改善的指標。表達環保效果的指標有直接指標和間接指標。對大氣污染控制而言，直接指標就是環境質量改善指標；間接指標一般包括污染物排放狀況（排放總量、速率、績效等）、達標排放率、單位國土面積上的污染物排放量、煤炭消費量等。直接指標容易獲得，則不用或者只是輔助用間接指標。由于霧霾的影響是多種污染源和污染物共同作用的結果，必須將燃煤電廠的排放影響與燃煤散燒及其他污染源的排放影響的分擔率進行分析，為決策者提供更全面的參考。超低排放除了減少常規污染物排放之外，有可能產生正向或者負向的環境效益，且可能對能耗、二氧化碳的排放產生影響，在評估中應當考慮。
　　
　　路徑指標——技術水平指標。在實現環保要求的前提下，技術水平指標終反映的是設備的可靠性，因此核心技術指標是可靠性指標。3項常規污染物控制設備一般是串聯在煙氣系統之上，一個關鍵部件會影響到整個設備的可靠性，而一個設備的可靠性往往影響到整個煙氣治理系統的可靠性，進而煙氣治理系統的可靠性也必然影響到機組的可靠性。超低排放對于內外部條件（如煤質及相關消耗性原材料等）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需要做出必要的評估。此外，超低排放也要考慮到電力生產安全性、持續性、響應負荷變動特性等，尤其是在電力安全事故中，超低排放改造中安全生產事故已成為電力安全生產事故的多發區。
　　
　　支撐指標——經濟代價指標。經濟代價指標也分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直接影響主要是分析在環境目標下的項目經濟可行性問題，也是支撐環境指標的基石，脫離了經濟代價的單純環境指標沒有實際意義。直接指標應當是投入經濟成本在環境質量改善上的貢獻率，這對于分析多污染源對區域環境質量的影響以及對全社會宏觀影響是有重要價值的，如投入多少億元，對環境質量改善起到了多少作用。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對單個具體項目往往難以分析，因為單個項目對環境質量的改善既要分析敏感點上的環境影響，也要分析影響范圍，而這兩個方面往往難以判定哪個更重要。綜合考慮，采用了邊際污染物減排的經濟代價指標，兼顧了對多源和單源的評價需求，更便于與全社會（或者其他行業）邊際污染控制成本相比較。根據筆者的多年實際工作經驗和研究成果，提出了用于評價超低排放適用性的核心指標（直接指標）3個，輔助性指標（間接性指標）10個。原則性內容及簡要解釋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