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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報告，聲稱到2018年，北京垃圾焚燒成本將占據GDP的1.33%。消息一出，有關垃圾焚燒的話題立即成為熱點。有專家公開表示，這份研究報告“數據采集錯誤，分析方法不當，研究結論錯誤，建議脫離實際。”事實真的如此嗎？
垃圾焚燒成本話題炒熱 行業專家學者明確表態
生活垃圾焚燒的問題爭議了許多年，就在這一話題稍有平息、國內多個城市準備上馬垃圾焚燒項目之際，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下稱“人大國發院”)的一篇報告，再次將這一話題炒熱。
3月22日，人大國發院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對北京市目前運營的3座焚燒廠和規劃中的8座焚燒廠的生活垃圾焚燒的社會成本進行了評估稱，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全過程的社會成本為2253元/噸。到2018年，11座生活垃圾焚燒廠生活垃圾管理全過程的社會成本將達373.2億元/年，總成本預測相當于2018年北京市GDP的1.33%。
不過，這一結論很快遭到環保產業界的質疑。有專家公開表示，這份研究報告“數據采集錯誤，分析方法不當，研究結論錯誤，建議脫離實際。”
垃圾焚燒成本高昂
據了解，人大國發院的上述報告由該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宋國君的研究組完成。
在3月22日召開的研究成果發布會上，宋國君講解表示，“焚燒處置的各類補貼隱蔽了焚燒的真正成本，誤導了公眾，降低了垃圾分類的動力。”
研究組介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收集-運輸-轉運-焚燒-填埋”全過程的社會成本為2253元/噸，包括收集、運輸和轉運社會成本1164元/噸，焚燒處置(入焚燒廠后)社會成本1089元/噸。
研究組稱，焚燒處置社會成本中，二噁英致癌健康損失764元/噸，是典型的環境污染外部性問題；焚燒各類補貼325元/噸，包括處理費163元，電價補貼60元，底灰處理補貼 43元，稅收優惠32元，建設費用20元，土地費用4.9元，滲瀝液處理補貼0.4元。
“焚燒電價補貼構成焚燒廠所獲收入及補貼的20%左右，將本應由地方財政承擔的焚燒處理費以電價形式轉移給社會，刺激了焚燒企業對垃圾增量和擴大投資的需求，幫助維持了不分類現狀，是導致生活垃圾處置高昂社會成本的關鍵。”研究報告稱。
研究組介紹，據《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三年實施方案(2013~2015年)》及建設進度，到2018年，另外8座焚燒廠將正常運行，年焚燒量達597.2萬噸，北京市二噁英濃度將繼續提高，健康損失將達267.3億元，即4476元/噸。11座焚燒廠生活垃圾管理全過程社會成本將達373.2億元/年，即6250元/噸，總成本預測相當2018年北京市GDP的1.33%。
研究組認為，如果實施分類減量，實現源頭分類、廚余單獨處理、可回收物資源回收利用，能夠使得生活垃圾管理社會成本從2015年的42.2億元降低至15.3億元，降低64%。同時，北京市規劃興建的11座焚燒廠中三分之二將存在閑置風險。
國內某城市中的垃圾山。日益增多的城市垃圾已經成為令管理者撓頭的大問題。攝影/章軻
發布會上，宋國君以中國臺灣生活垃圾處理為例介紹，中國臺灣經歷了“填埋為主”“焚燒為主、填埋為輔”“資源回收”“零廢棄”4個階段，前兩者是廢棄物的處置，后兩者是資源回收。在時間上相互重合和、共同推動。其人均生活垃圾日清運量從1千克以上降低至0.3千克以下(北京為1千克)，焚燒量從高點降低50%以上。
上述報告建議立即終結生活垃圾焚燒電價補貼政策，用焚燒垃圾處理費表達生活垃圾焚燒處置的全部成本，使社會成本顯性化；建議對非居民生活垃圾征收1000元/噸的焚燒處理費，而不是現在的300元/噸，并嚴格按照實際排放量計量收費。
報告還建議，實施垃圾焚燒全市統籌，堅決遏制“一區(縣)一焚燒廠”格局出現；確立權責一致的生活垃圾管理主責部門；建立目標明確的北京市生活垃圾源頭強制分類減量規劃；對生活垃圾焚燒廠實施排污許可證制度；建立生活垃圾管理統計信息平臺，實現生活活垃圾管理信息全面徹底的公開。
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在發布會上點評時表示，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的推出很有意義。對生活垃圾焚燒成本的評估，有利于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收費機制的制定，可以作為計算垃圾收費標準的基礎，尤其在垃圾分類的基礎上所有可能建立的計量收費機制，實現污染者付費模式，同時對促進百姓支持垃圾分類從我做起的認識有很大幫助。
薛濤同時表示，“為更科學起見，應在研究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的同時，比較填埋等主要垃圾處理處置模式的全社會成本。”
垃圾焚燒是當前佳選擇？
針對上述研究報告發布會，住建部市政公用行業專委會成員、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徐海云“放炮”。
3月24日，徐海云通過其微博公開質疑人大國發院上述研究報告的科學性。
“去年10月有人請我對這份報告提意見，看了這份報告，我的口頭意見是‘一派胡言’，當然也給了書面意見，研究報告總體上數據采集錯誤，分析方法不當，研究結論錯誤，建議脫離實際。”徐海云說。
徐海云同樣舉了中國臺灣的例子，根據2016年公布的中國臺灣環境保護年鑒，2015年中國臺灣24座生活垃圾焚燒廠焚燒垃圾量達到662.2萬噸，比2014年增加20萬噸。1999年以來，中國臺灣垃圾焚燒量基本沒有下降，一直處于增長狀態。
“中國臺灣方面所說的垃圾量下降，主要是統計出來的，他們把家庭垃圾單獨統計，非家庭產生的生活垃圾如單位、學校等產生的生活垃圾都算作事業垃圾。”徐海云說，因此，中國臺灣家庭垃圾量在減少，但進入垃圾焚燒廠的垃圾量不僅沒有減少，而在增加。
徐海云還認為，人大國發院上述研究報告所使用數據和分析存在明顯問題，估算方法隨意缺乏一致性。垃圾焚燒廠上網電量應該去實地調查，而報告采用估算法，估算法又不一致，首鋼魯家山垃圾焚燒廠自用電率取22%，而朝陽區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自用電率取13%；折舊計算、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土地成本計算，飛灰補貼等等都存在明顯的錯誤。
此外，徐海云認為，研究報告中“二噁英排放健康損失評估”沒有依據，也沒有實際支撐。目前，上公認的研究結論，現代化生活垃圾焚燒廠排放的二噁英對周圍環境的影響以及對周圍居民健康的影響達到可以忽略或監測不到水平，北京市生活垃圾目前主要還是填埋處理，填埋對環境以及居民健康影響遠大于現代化垃圾焚燒發電，這些影響如何區分，其它生產生活的排放對健康的影響又如何區分？此外，排放對居民健康的影響需要長時間的跟蹤。
而對于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問題，徐海云認為，“這樣的計算結果超出了常識”，只要稍微體察一下實際，實地看一看垃圾收運處理過程，了解一下廢品收購與利用物流，也不能給出這樣的判斷與建議。
國內一家生活垃圾焚燒廠的操作車間。攝影/章軻
國內一家生活垃圾焚燒廠的總控車間。攝影/章軻
3月27日，環保專家曹亮、嚴華東也公開表示，人大國發院的研究報告存在幾處“硬傷”，“這是一份不合格的報告。數據失真，方法失當，邏輯觀點片面，政策建議遠沒有考慮到制度設計的科學性、機制設計的有效性，以及原有制度的退出路徑與新路徑的進入。”
“沒有能量回收的垃圾焚燒才是耍流氓。”曹亮、嚴華東兩位專家介紹，目前的爐排爐，已經可以利用循環的電力處理原生垃圾，除了開啟運行，其他時段不需要補充燃料；北京的垃圾熱值超過了7000kJ/kg(燃料的熱值是指1千克燃料完全燃燒后所產生的熱量)，而且熱值穩定增長，以一噸垃圾發300度電計算，3噸垃圾可以相當于1噸煤的發電量。
兩位專家介紹，歐盟明確支持和鼓勵對垃圾進行以焚燒為主的能源回收。整個歐洲2001年有402座焚燒廠，2006年為423座。其中丹麥、德國、荷蘭為熱衷，仍在繼續新建或擴建垃圾焚燒發電廠。
“對耕地面積嚴重不足的中國，垃圾焚燒是當前的佳選擇；對以北京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特大型城市，垃圾焚燒往往是的選擇。”兩位專家說。
可回收垃圾一定要物盡其用
采訪中，專家們表示，其實垃圾分類是前端，垃圾焚燒是后端。前端處理好了，源頭減量、源頭分類，后端處理更有效率，也更有利于垃圾的充分利用與燃燒。
威立雅環境服務亞洲董事兼中國總經理周小華此前表示，從垃圾管理的角度來看，每個城市垃圾產生量的波動性很大，季節變化、旅游淡旺季、天氣以及垃圾構成等等各種原因都會造成垃圾產量的變化。而垃圾焚燒廠每天的處理量相對固定，通常根據城市平均垃圾產量來進行設計和建設，因此對于過大的波動無法及時的處理。
周小華說，目前有一些城市甚至開始把垃圾焚燒手段推到了，提出了“垃圾全焚燒”的概念，其中不乏一些一線大城市。而隨之出現的“垃圾填埋弊端過多，焚燒才是主流”理念也開始流行。“這種做法其實并不科學。”他認為，對于一個城市來說，配備一個安全的符合規范的填埋場是應對各種不測情況的方法。
周小華說，實際上，歐洲所謂的“零填埋”概念，是指完全不可再利用以及無法轉化成資源的垃圾才可以進入填埋場，并不是杜絕垃圾填埋的意思，所以這種不填埋只焚燒的方向是有問題的，如果任憑這種理念發展，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威立雅在澳洲也遇到過類似問題，為了適應當地情況，我們在一些填埋場發展了大型的生物反應器，把有機垃圾直接在填埋場進行生物處理，不僅從規模上可以控制垃圾接收量，也可以有效的防止污染，后續的沼氣回收也可以相應跟上。”周小華說，填埋場作為一個儲存方式，將來出現垃圾處理更先進和更經濟的方法時，還可以將其重新挖出進行二次處理。
那么在中國現階段，更適合我們的科學廢棄管理流程應該是怎樣的？周小華說，“可回收垃圾一定要物盡其用。”
研究結果顯示，每回收1噸廢紙可造好紙850公斤，節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產減少污染74%；每回收1噸塑料飲料瓶可回煉600公斤無鉛汽油和柴油，節電5000度。
大阪：日本第二大城中的垃圾焚燒廠。攝影/章軻
周小華說，實際上垃圾分類并不是分得越細越好，而是要與各時期的經濟地位、末端處置設施相匹配。“我們要考慮的是更加有效的、衛生的、不擾民的收集系統的建立。”
他介紹，以歐洲為例，因為近十幾年來發展起來的光學機械自動化分類設備，使得在巴黎、倫敦、德國等地，僅按大類別的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有毒有害廢棄物除外)進行分類，極大地簡化了居民的日常分類，也簡化了市政當局對分類收集的設施配置，而將分類給了自動分類機進行。
分類收集之后的塑料、木材、金屬等物資被進一步回收利用。周小華說，在我國，可回收垃圾的量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將會得到更有效的收集，因此需要從現在就開始著手規劃這一類設施。
對于不可回收的垃圾，可以簡單分選為可焚燒垃圾和可生物降解垃圾。在提高了可焚燒垃圾的質量之后，可以極大的降低焚燒廠投資和運營的效率。生物可降解垃圾可以通過將現有的填埋場轉化成生物反應器達到處置和資源回收的目的。
周小華說，城市的垃圾管理已經發展了數十年，無論在哪個國家都不能用一種技術就能解決全部的垃圾處理問題。每個時期，都需要考慮符合這個時代的且環保的廢棄物解決方案，比如歐洲現階段推動的是整體碳減排大化為目標的廢棄物管理方案，碳減排為目標正在促進技術的革新和整個產業的健康發展。
原標題：垃圾焚燒成本爭議：北京將花費GDP的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