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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財政部日前發布消息，僅在2019年前7個月里，環境保護稅額超過160億元，同比增長近69.8%。
相關部門負責人進一步指出，環保稅將會出現更多的差別化，在單個企業繳納環保稅方面，排放高和排放低的企業將會存在較大差別，這也會增加企業減排動力。同時，通過差別稅率對企業進行甄選、分化，高污染、低效能企業將被擠出市場，而高效能、低污染企業從中受益。
“剛懟”違法排污
歷經十載醞釀、多次刪修的《環境保護稅法》，明確對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等4大類污染物、共計117種主要污染因子進行征稅。作為明確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獨立型環境稅稅種，環保稅征稅對象主要是企事業單位，居民個人不屬于納稅人。隨著環保稅今年1月1日正式開征，施行近40年的排污收費制度的排污費也隨之壽終正寢。
此前征收排污費是部門規定，而收稅則上升至國家法律高度。根據財政部數據，2003年至2015年，全國累計征收排污費接近2109.69億元。《2015環境統計年報》的數據顯示，全國生產部門四大類重點污染物排放量，按照排污費收費標準計算的應繳總額將近550.48億元，實繳金額卻不足35.25%。此外，排污收費制度也存在缺少法律依據、強制性不足、征收標準偏低、對企業責任重視不夠等缺陷。
“比起排污收費，稅收手段更具固定性與強制性。”由排污費到環保稅，排污成本會有所提升，需要繳納的稅費、需要付出的成本就會更高。征稅既有相關法律作為有力依據，征稅機構——稅務部門自身的征稅能力和執行力度也更強更剛性。作為體現“綠色稅制”的綜合稅種，環保稅平穩實現了排污費“費改稅”并順利完成首年征收。相應地，環保稅在執行效果上也會有所進步，更有利于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
巧用“加減法”撬動治污空間
然而環保稅的環保意義和社會意義遠大于財政收入意義。業界認為，根治環境沉疴并非僅僅是遏制污染，更為重要的是發揮環保稅作為稅收的“杠桿”調節作用。
從反向約束來看，環保稅針對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設置差別化的污染當量值，實現對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稅。環保稅的開征，倒逼企業進行節能減污技術改造的同時，也極大促進了區域生態環境的顯著改善。以京津冀地區為例，環保稅開征以來，地區二氧化硫同比下降逾1.98萬噸，降幅遠超19.85%。
從正向激勵來看，促進企業減排的意圖也體現在環保稅的減免規定上，比如：依法設立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生活垃圾填埋場、生活垃圾堆肥廠依法予以免征環保稅。2018年前三季度數據顯示，享受達標排放免稅優惠的城鄉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累計免稅28.2億元，占減免稅總額的35.84%。
由于環保稅的法定性和強制力，對于企業的自我約束起到了一定作用。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污染者付費”原則，也意味著多排放多繳稅成為企業生產剛性的制約因素。一年半的改革調整下來，一部分重污染、高耗能企業或是兼并重組，或者設備技術升級，污染物排放已經有一定減少。
綠色稅收將往哪兒走
從應稅污染物類型看，作為征稅對象的四大污染物中，大氣污染物是“大頭”。2018年前三季度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征稅分別為134.8億元、10.5億元、4.59億元，占比分別為88.58%、7.16%、2.98%。主要征稅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環保稅實施的關鍵是如何做到精準征收。
2018年國稅與地稅機構業務完成合并。也就是，合并之后沒有地稅這一說了，業務一并并入國稅。環保稅法突出強調了企業的主體責任，由企業自主進行納稅申報。而要實現環保稅的精準征收，關鍵還是在于大幅提升有關部門的污染物監測能力。由于環保稅征收具備法律威懾作用，企業偷稅顯然要面臨刑事處罰，這就利于提高數據真實性。
而對于如何把握減征的相關界限，環保稅法實施條例也進一步明確限定了適用減稅的條件。誠如企業如果污染排放大幅低于標準排放濃度，可以享受25%和50%的環保稅減免。2019年4月，多部委聯合下發《關于從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公告》，對符合條件從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業減按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的激勵下，這些企業更有動力主動進行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進一步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從而享受更多的稅收減免。
開征環保稅、大規模減稅降費，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也帶來了更多綠色動能。但另一個明顯的特征也開始浮出水面：隨著環保力度愈發嚴苛精準，環保滯后特別是有污染問題的企業，都很難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