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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金融(Biodiversity Finance)是指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可持續利用和恢復做出貢獻的金融活動。隨著2021年10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在昆明成功召開，各國部長通過了《昆明宣言》，超過50家國內外銀行業金融機構做出了《銀行業金融機構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共同宣示》，將生物多樣性金融的全球發展提上新的議程。
資金短缺是當前生物多樣性金融發展面臨的一大障礙，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物多樣性項目較強的公益屬性，導致絕大多數的資金供給來源于公共部門，缺少對私營部門的經濟吸引力。為探索生物多樣性項目的可盈利性融資機制，本文參考國內外生物多樣性金融發展的創新模式，以期為更多機構和主體參與生物多樣性金融提供新的思路。
一、生物多樣性金融的資金來源
根據保爾森基金會的統計數據，2019年全球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資金約為1240-1430億美元，遠低于為實現到2030年保障生物多樣性水平所需的7220-9670億美元的資金需求，每年的資金缺口約為598-824億美元。在2019年統計的生物多樣性資金中，57%來自國內財政稅收，20%來自自然基礎設施投入，6%來源于生物多樣性抵消機制。官方發展援助和可持續供應鏈提供的資金比例都為5%，而綠色金融產品提供資金僅占比4%。
圖 1 2019年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融資來源分布
雖然公共部門和慈善機構是生物多樣性資金的主要來源，也是推動生物多樣性金融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對于生物多樣性領域來說，單純的資金援助只是實現了資金的再分配，而機制建立和項目投資才是能夠促進可持續盈利產生的方式。因此，為強化生物多樣性金融的發展，要提高生物多樣性項目的盈利能力，從機制和項目的設計出發，將生物多樣性項目投資方的經濟收益與項目產生的正社會效益相掛鉤，實現投入與收益的平衡。對于此項工作，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可以分別從不同維度探索相應的創新優化機制。
二、公共部門的生物多樣性優化機制設計
公共部門在此類機制的設計上具有制度上的優越性，可以通過明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責任和義務來推動地方政府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例如在生物多樣性抵消機制下(Biodiversity Offsets), 地方政府需要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損失予以補償，這樣總體社會的生物多樣性才會有凈增長，或者至少不會有凈損失。目前，全球已有42個國家設置了生物多樣性抵消政策，但是實際予以實施的卻相對較少，不足20%。我國目前所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復費就是生物多樣性抵消機制的一種體現。根據2007年財政部和國家林業局《森林植被恢復費征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在我國凡因各種原因占用、征用或者臨時占用林地的，用地單位應當按照規定向縣級以上林業主管部門預繳森林植被恢復費。通過森林植被恢復費的征收，政府籌集形成森林資源保護專項基金，以便進一步用于森林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工作。
類似地，我國當前正在推進的生態環保補償制度也是公共部門探索解決生態保護責任權益問題的一項探索。2021年5月，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改革的意見》對相關工作設置了進一步的規劃。圍繞國家生態安全重點，該意見提出要健全以中央轉移支付為主的縱向補償制度以及跨省的橫向補償機制，通過對口協作、產業轉移、購買生態產品和服務等方式，促進受益地區與生態保護地區良性互動。例如在跨省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下，黃河干流流域豫魯段上下游的河南省和山東省達成協議，若該流域水質年均值在Ⅲ類基礎上每改善一個水質類別，則山東省給予河南省6000萬元補償資金；反之，若水質惡化，則河南省給予山東省補償資金。根據生態環境部統計，全國目前已簽13個跨省份流域橫向生態補償協議，對于助推我國主要流域上下游的綠色發展，優化生物多樣性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國際上，除了開發者向公共管理部門直接補償的方式外，各國還探索了“替代性費用”(In-Lieu Fee)以及生態銀行(Biobanking)的機制，通過設置第三方機構，間接完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工作。其中“替代性費用”機制是指由一個專業的第三方機構從開發者處獲取補償資金，用于開展損害發生后的生態保護相關工作；而生態銀行則是更長時間范疇下的“替代性費用”機制，由生態銀行主動評估并開展行動去修復、建立、保護生物多樣性，以此積累形成抵消信用(offset credits)，并在生物多樣性損害發生時出售給需要購買的開發者。美國的濕地緩解銀行5以及澳洲新南威爾士的生態銀行便是上述機制的實際案例。
三、私營部門的生物多樣性金融方案
我國金融機構在生物多樣性金融方面也已開展了許多的實踐探索。例如利用綠色金融工具，2021年9月，中國銀行成功發行了全球金融機構首筆生物多樣性主體綠色債券，規模18億元，募集資金用于國內地區生態建設示范、山區生態修復、生態水網、國家儲備林、低質低效林改造等多個具有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的項目。該債券分為人民幣和澳元兩個品種，期限均為2年期，其中10億元人民幣債券利率2.75%，10億元澳元利率0.6%。
在地方綠色金融發展中，部分省市的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經驗為綠色金融工具的創新提供了基礎。通過GEP核算，地方建立起生態效益的經濟價值測算方法與科學依據，由此可以量化生態系統保護工作所產生的經濟價值。借助GEP核算框架，浙江省麗水市青田縣農商銀行創新推出了全國首筆GEP貸，總額500萬元，以GEP生態產品的使用經營權作為質押物，獲取融資用于地方生態修復和生態經濟發展，從而實現了生物多樣性水平的維持與保護。
而在生物多樣性金融的開發上，私營部門與公共部門的合作則是能實現效益最大化的必經渠道。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曾在土耳其西南部Büyük Menderes河流域開展了一項水質提升項目，以緩解當地紡織產業造成的水域污染。該項目設計了可盈利的商業模型，通過幫助當地中小企業采用更為清潔的生產流程，節約水資源、化學試劑以及能源的使用，以實現降低生產成本和強化環境保護的雙重收益。據估算，通過500-1200萬歐元的初始投資，就可以為當地企業帶來每年400-1000萬歐元的成本節約。該項目采用一種混合融資機制，最大部分的資金來源于土耳其工業與技術部管理的一家開發性機構GEKA，可行性研究部分支出由產業鏈下游的買家和品牌商承擔。此外，WWF還與當地銀行達成了合作協議，為中小企業提供每戶9-20萬歐元的貸款，合計籌集了360多萬歐元，用于支持企業的清潔化改造。
四、提高生物多樣性金融可盈利性的建議
綜上所述，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都已對生物多樣性金融的發展進行了豐富的實踐和創新。其中公共部門的稅收、補貼、費用、捐贈等傳統工具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是目前國內外生物多樣性資金的主要來源。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融資工具也已在市場中相繼發布，包括綠色債券、綠色信貸、權益工具、眾籌、風險投資等，同樣將成為未來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支持。結合國內外生物多樣性金融的具體實踐，對于提高生物多樣性金融的可盈利性，現提出以下建議：
公共部門要積極鼓勵并推動生物多樣性抵消機制的創新。政府和相關監管機構的關鍵作用在于通過機制設置明確生物多樣性保護過程中的權責。生物多樣性抵消機制便能在明確權責的基礎上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產生的效應予以經濟化，有望通過政策的規范促進形成市場化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激勵約束機制。目前我國建立的縱向和橫向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已經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市場化發展提供了創新思路，對于后續土地、森林、濕地等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政府部門還可嘗試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土地占補平衡機制，通過發達地區在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生物多樣性資金投入，予以發達地區一定用地指標，從而激勵跨區域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實踐。此外，參考國際“替代性費用”和生態銀行的機制，我國可探索推動相關規范的建立，助力生物多樣性保護專業性市場機構的形成與發展。
私營部門提高對生物多樣性的關注，通過良好的項目設計助力生物多樣性的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對于農業、漁業、林業以及很多工業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也是保障其產業可持續性和避免經濟性損失的重要途經。金融機構首先需要認識到生物多樣性提高可為生態產品帶來的經濟價值，探索發行生物多樣性債券、GEP貸款等創新產品，支持生態友好型項目和企業的發展。對于受生物多樣性水平影響的企業來說，技術上的革新和商業模式的優化應當盡早提上議程，通過制定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等方式，將生物多樣性等因素納入考慮范疇，為其業務發展建立堅實的可持續的基礎。可以參考國際相同行業內企業的做法，將國際最佳實踐與本地生態環境情況相結合，探索出獨特的綠色生態友好型發展道路，從環境和社會層面持續提高企業價值。
NGO和學術機構在此階段可在提高意識、強化協同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由于生物多樣性金融的概念在我國提出的時間較短，在金融市場和各行業產業鏈中得到的關注相對較小，因此NGO和學術研究機構在此階段所發揮的推廣宣傳作用極為重要，可以通過典型案例的示范推廣為類似處境的市場主體提供企業發展的生態友好路徑。參考WWF的項目案例，對于產業鏈上的中小型企業來說，雖然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其業務優化和成本節約具有顯著的協同效應，但大量的前期投資需求卻導致其難以成為大部分中小企業的優先關注事項。通過NGO、學術機構以及市場化咨詢機構等中介機構的協調，不僅能夠在機制設計和資金供給方面達成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合作，極大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效益，擴大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同時，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協同作用也將創造較大的經濟和聲譽價值，可以保障資金供給和投資可收益性。
原標題：IIGF觀點 | 生物多樣性金融的可盈利性融資機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