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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把新發展理念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與“碳中和”。這些重大戰略舉措，為ESG理念在中國落地實踐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新機遇。ESG投資理念，即“關注企業在環境、社會、治理方面的績效而非僅關注傳統財務績效的投資理念”。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微觀主體，企業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環節，企業ESG表現直接關系到我國能否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如何引導企業轉變發展觀念，提高企業ESG表現，實現自身轉型升級，是“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遠時期的重要課題。
財政政策如何影響企業ESG表現助推企業高質量發展？目前鮮有文獻從政府采購角度考察。本文從企業ESG角度出發，探討政府采購的政策效應及其影響機制，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政府采購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政府采購與企業ESG表現
在政府采購實施過程中，一方面，政府采購可發揮其訂單規模大、周期長、價值高的優勢緩解企業為提高ESG表現產生的生產經營壓力。另一方面，政府采購可以通過設定具有導向性的采購需求標準，在分擔供應商提高ESG表現的成本負擔的同時可以激發企業履行環境、社會、治理等責任的內在動力。由此，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
假設一：政府采購能夠提高企業ESG表現。
（二）政府采購影響企業ESG表現的內在機制
１. 企業融資約束程度
融資約束在政府采購與企業ESG發展的關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企業ESG投入的外部特性明顯，融資約束往往是企業長期戰略決策中選擇高質量發展的最大掣肘。因此，基于預防性動機，在融資約束限制下的企業偏好選擇保守型發展策略，降低ESG發展的相關資金投入以確保短期內經營收益穩定。政府采購可以成為影響企業融資約束限制的間接渠道，以此為企業提升ESG表現提供激勵。由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假設二：政府采購可以通過降低企業融資約束來提升企業ESG表現。
２. 內部控制水平
內部控制制度是保障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約束領導層管理行為的重要制度。內部控制水平能夠影響企業ESG表現，實現企業ESG表現的提升。從政府采購來看，由于政府與一般采購人地位屬性差異，政府采購天然具有參與者與監督者的雙重身份。從監督管理角度來看，在政府采購過程中，政府必然會以更加嚴格的標準選擇供應商企業。企業自身形象、信用狀況等都會作為政府采購重點參考的指標。在政府高影響、高威懾的監督下，政府采購往往對企業內部控制水平有更有力的外部約束。由此，本文提出第三個假設：
第三個假設：政府采購可以通過提高企業內部控制水平來提升企業ESG表現。
３. 市場關注程度
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出，利益相關者是企業最主要的資源來源。從政府采購活動來看，政府的公共屬性決定了政府采購訂單可以起到信號傳遞的作用：政府采購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為獲得采購訂單的企業傳遞出積極可信的信號，對于企業而言，市場機構作為資本市場中信息的挖掘者、傳遞者以及企業未來經營的預測者，具有極強的信息中介和外部監督作用。因此，政府采購實現以公共需求帶動私人需求，通過信息公開強化外部監督，為企業ESG發展營造良好的實施環境。由此，本文提出第四個假設：
第四個假設：政府采購可以通過提高企業的市場關注程度來提升企業ESG表現。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5至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政府采購對企業ESG的影響。其中，政府采購數據來自中國政府采購網，利用Python相關技術將政府采購合同訂單中的關鍵信息整理出來，將供應商名稱與上市公司名稱相匹配，得到上市公司獲得政府采購訂單的相關數據。關于企業ESG相關數據，本文最終選取華證ESG評價數據作為企業ESG表現的代理變量。其余企業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Esg，代表企業ESG表現，主要包含環境治理、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三個維度。本文借鑒王禹等(2022)的做法，將ESG九檔綜合評級“AAA、AA、A、BBB、BB、B、CCC、CC、C”分別賦值為“9-1”，其中數值越大表示企業ESG表現越好，反之則企業ESG表現越差。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分析結果
表3列示了政府采購對企業ESG表現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列(2)分別為采用OLS回歸與Oligit回歸的結果。在列(1)、列(2)中，Gp的系數分別為0.0284和0.0524，在1%的水平上Gp與ESG顯著正相關，表明政府采購可以有效促進企業ESG表現的提高。同時，考慮到政府采購與企業ESG表現之間可能存在滯后性影響，本文對主要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均進行滯后一期的處理，并再次進行OLS回歸與Oligit回歸，結果如表3列(3)、列(4)所示。在列(3)、列(4)中，Gp的系數分別為0.0305和0.0557，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政府采購促進企業ESG表現的結論仍然成立。假設一得到驗證。
（三）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１. 內生性檢驗
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可能會受到反向因果與樣本自選擇產生的內生性問題的影響。因此，為了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與傾向匹配得分法予以檢驗。在工具變量法檢驗過程中，本文具體通過以下三種方法分別構造工具變量：第一，以年度和行業為標準，將計算出的個體企業所獲政府采購金額均值(Gp_lv1)作為工具變量，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列(1)所示。第二，以企業當年獲得的政府采購金額占該行業當年獲得政府采購總額的比重(Gp_lv2)作為工具變量，并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列(2)所示。第三，參考Lewbel(2012)提出的利用異方差構造工具變量的方法，再次進行內生性檢驗，結果如表4列(3)所示；在傾向匹配得分法檢驗過程中，本文以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人均薪酬、人力資源、企業增長水平、股權集中度、兩職合一以及企業年齡作為匹配變量，采用一對一最近鄰匹配并再次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列(4)所示?？梢钥吹?，在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后，Gp與Esg的相關回歸結果仍顯著為正，與上文結論保持一致。
2. 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如下檢驗：第一，改變華證ESG的賦值方法。將上文所述的賦值方法調整為如下方案：當企業評級為AAA、AA和A時，均賦值為3分，BBB、BB和B為2分，CCC、CC和C為1分，并再次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列(1)所示。第二，替換被解釋變量。為了避免單一ESG評價指數的特殊性，本文將被解釋變量替換為Wind數據庫提供的企業ESG評價數據，結果如表5列(2)所示。第三，替換主要解釋變量。將主要解釋變量Gp替換為Gp_if虛擬變量，其具體構造方法為：若企業當年獲得政府采購訂單，則Gp_if賦值為1，否則為0。之后，再次進行相關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列(3)所示。第四，考慮到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聯度相對較高，所有權特性使得國有企業自身發展約束較小、發展實力較強、社會屬性更為突出，政府采購對其ESG表現的影響可能較為有限，因此本文剔除了國有企業樣本后再次回歸，結果如表5列(4)所示。通過以上穩健性分析可以發現，主要變量的系數正負號與顯著性均無明顯變化。以上穩健性檢驗進一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
（四）異質性分析
1. 企業規模異質性
本文參考姜愛華等(2022)對企業規模的處理，將每年的樣本按照資產規模從小到大排序處理，排名前50%劃分為小規模企業，排名后50%劃分為大規模的企業，回歸結果如表6列(1)、列(2)所示。其中，列(1)為小規模企業的回歸結果，列(2)為大規模企業的回歸結果。從結果來看，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政府采購對大規模企業的ESG表現能夠產生更大的促進作用。
2. 企業污染程度異質性
本文參考李青原和肖澤華(2022)、馬永強等(2021)對重污染行業的界定，結合證監會2012版分類標準，將行業代碼為B06、B07、B08、B09、B10、B11、B12、C17、C18、C19、C22、C25、C26、C27、C28、C29、C31、C32、D44劃分為重污染行業，其余行業為非重污染行業。表6列(3)、列(4)分別為非重污染行業與重污染行業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政府采購對重污染企業的ESG表現能夠產生更大的激勵效果。
3. 企業生命周期異質性
本文借鑒劉詩源等(2020)對企業生命周期的設定，使用現金流模式法將樣本企業劃分為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分別考察不同生命周期下，政府采購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差異。表6列(5)至列(7)分別為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業樣本回歸結果。從結果來看，各時期政府采購對企業ESG表現的正向效果均顯著，相較于成長期企業，政府采購對于成熟期和衰退期企業的ESG表現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五）進一步分析
在本小節，對政府采購和企業ESG表現之間因果關系的作用渠道進行實證檢驗。構建中介效應檢驗的兩個模型。其中，第一步模型同上文模型(1)保持一致，第二步模型如下：
模型(2)中，Cf、Ic、Att為中介變量，分別代表企業融資約束、內部控制水平與企業關注度。其中，企業融資約束以上市公司各年度“經營活動凈現金流/資產總額”比上當年企業資產總額來衡量，該指標數值越大，表示企業融資約束越弱；內部控制水平選擇“迪博·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來衡量，該指數越高表明企業的內部控制水平越高；企業關注度選擇“一年內對該公司進行過跟蹤分析的分析師(團隊)個數”(Att1)和“一年內對該公司進行過跟蹤分析的研報份數”(Att2)來衡量，以上兩個指標越大，表明外界對企業的關注度越高。通過將企業融資約束、內部控制水平與企業關注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分析政府采購影響企業ESG表現可能存在的作用機制。
（一）影響機制檢驗：融資約束緩解（Cf）
表7列(1)為融資約束的機制分析。從回歸結果來看，政府采購與企業融資約束之間系數顯著為正，即政府采購可以有效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政府采購可以通過緩解融資約束進而提高企業ESG表現，證實了假設二。
（二）影響機制檢驗：內部控制水平改善（Ic）
表7列(2)為內部控制水平的機制分析。從回歸結果來看，政府采購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內部控制水平的改善。政府采購可以改善企業內部控制水平進而提高企業ESG表現，假設三得到證實。
（三）影響機制檢驗：市場關注度提高（Att）
表7(3)、列(4)為市場關注度的機制分析，其中列(3)、列(4)分別顯示政府采購與“一年內對該公司進行過跟蹤分析的分析師(團隊)個數”(Att1)和“一年內對該公司進行過跟蹤分析的研報份數”(Att2)的回歸結果。回歸結果表明，政府采購與市場關注度顯著正相關。假設四得到證實。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
第一，政府采購對提高企業ESG表現發揮了顯著的正向激勵作用，表明政府采購有助于提高企業高質量發展能力。第二，通過異質性分析發現，當企業的經營規模較大、所屬行業污染嚴重、所處生命周期更成熟時，政府采購對企業ESG表現的提升作用更為顯著。第三，政府采購可以通過有效緩解融資約束、改善內部控制水平和提高市場關注度的渠道為企業提升ESG表現提供內在激勵和外在動力。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從政府角度來看，一是充分發揮政府在ESG體系建設中的主導作用。當前我國ESG發展如火如荼，相關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都處于初期發展階段，政府需要發揮主體優勢不斷健全ESG相關制度建設，為推動ESG理念在我國更好地發展提供制度保障。通過完善政府采購政策功能中關于體現ESG核心內容的清單設計，以法律法規等形式進一步明晰采購功能發揮的范圍。二是政府在強化采購政策目標的同時，考慮實現采購決策與供應商屬性特征充分結合。由于政府采購政策效果會受企業自身特征影響，政府在進行采購時應從行業、規模、發展周期等多角度出發，充分做好采購前期的需求論證與供應商的調查工作，因“企”制宜地發揮政府采購的政策功能。
從企業角度來看，一是企業應充分利用政府采購帶來的相關顯性或隱性的資源支持，為企業提高自身ESG表現贏得更加充分的物質條件；二是要針對企業自身特點，結合產權性質、行業特點、自身規模以及發展周期等企業性質，做出合理的企業ESG發展規劃，提高自身抗風險能力，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滿足企業自身、政府、公眾等多方的共同利益需求，為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添磚加瓦。
六、原文摘要
高質量發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內容，也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關注的重點。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顯然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一環。財政政策如何影響企業ESG表現助推企業高質量發展？目前鮮有文獻從政府采購角度考察。筆者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政府采購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研究發現，政府采購對提高企業ESG表現發揮了正向激勵效應；通過異質性分析發現，這種正向激勵作用對規模較大的企業、重污染行業和處于成熟期之后的企業更為顯著；從作用機制來看，政府采購可以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改善企業內部控制以及提高企業的市場關注度等渠道為企業提升ESG表現提供內在激勵和外在動力。因此，政府應當制定更加具有針對性的政府采購政策設計，推動我國企業ESG表現穩步提高；同時企業應當結合自身現狀，積極參與政府采購活動，為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獲取資源支持。
原標題：文獻分析 | 政府采購與企業ESG表現——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