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長久以來，環境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普遍存在。而即將實施的新《環保法》對此提出了針對性措施，即違法排污受到罰款處罰并被責令改正，如拒不改正的，則可自責令改正之日次日起，按日連續處罰。
　　　　重慶先試“按日罰”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將于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10月17日，環保部將《環境保護按日連續處罰暫行辦法》、《實施環境保護查封、扣押暫行辦法》、《環境保護限制生產、停產整治暫行辦法》、《企業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暫行辦法》等4個配套文件向社會公開，并征求意見。而在4個配套文件中，《環境保護按日連續處罰暫行辦法》受社會各界關注。
　　
　　據環境監察局行政執法處罰處處長姬鋼表示，這一暫行辦法力求破解以往“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老大難問題，適用范圍重點放在打擊未批先建、久試不驗、規避監管等違法排放污染物的行為。
　　
　　“按日計罰”是指從發現污染的那一天起，到污染終止的那一天，每一天都要罰款一定的數額，污染時日越長，罰款越重。長期以來，環保違法處罰設置上限，幾十萬、幾百萬元的高罰單，表面上看起來有震懾力，但相對于違法所得，一些處罰對違法者來說只能算是九牛一毛。違法成本低，導致環保違法案件有增無減，加劇了公眾對環保執法的焦慮情緒。而對環保違法行為采用“按日計罰”的執法手段后，污染時間越長，處罰越重，高昂的違法成本將形成強大的威懾力，能有效斬斷非法牟利的惡欲。
　　
　　“這一經驗是從重慶學來的。”10月20日上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竺效稱，重慶在這方面先嘗試，《環境保護按日連續處罰暫行辦法》也是環保部委托重慶市環保局起草的。
　　
　　2007年9月1日，重慶市人大修改《重慶市環保條例》，在全國實施了“按日計罰”、“加倍處罰”和處罰企業負責人等新措施。如果企業拒不改正環境違法行為，罰款每天累計，上不封頂。
　　
　　2011年，重慶江合煤化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江合煤化”）因常年亂排廢氣、廢水，造成當地嚴重污染。當年6月1日，重慶市環保局對江合煤化無證排污環境違法行為罰款20萬元。但從6月2日至23日，江合煤化拒不整改。
　　
　　重慶市環保局每天按20萬元累加處罰。重慶市環保局當年9~10月行政處罰公示，江合煤化從6月1日至8月31日，被市環保局累計罰款1840萬元，創了環保罰款高紀錄。
　　
　　重罰之下，重慶市企業違法排污行為主動改正率大幅提高，從2007年前的4.8%上升到95.9%。
　　
　　執法能力待考
　　
　　“按日計罰是個很大的突破，也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這將有利于對環境損害的遏制，也有利于讓環保執法硬起來。”北京大學資源、能源與環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汪勁說。
　　
　　國內時常有評論援引美國很多企業不敢違法的案例，觀點認為，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了按日連續處罰這項全新的制度。
　　
　　“按日連續處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等一系列條款的提出，加大了執法的力度，"讓老虎長出了牙齒"。”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胡靜說，近年來，我們出臺了不少有關環境方面的法律法規，但環境質量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歸根結底是執法能力出了問題”。
　　
　　姬鋼稱，按日連續處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信息公開這四個暫行辦法是一套“組合拳”，企業應該算一算一旦違法真正的代價有多大。
　　
　　違法排放污染物造成或可能造成嚴重污染行為的，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依法對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設施、設備實施查封、扣押。對于企業責任人也將實施拘留。“有關拘留的暫行辦法由于涉及公安部門，目前正在協商中，將由公安部牽頭發布。”胡靜說。
　　
　　在接受相關媒體采訪時，姬鋼坦言道，環監執法隊伍的力量還很薄弱，“全國7萬多環監人員，大部分是轉業退伍軍人，業務能力有待提高。”姬鋼舉例稱，蘇州市有4萬多家企業，市縣兩級的環監人員有300多人，但環監人員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信訪上，有些地方政府規定接到群眾投訴20分鐘到現場，但處理的絕大多數是油煙、氣味等污染問題。
　　
　　環保部門一旦扣押企業設施設備，需要支付存放費用。而這對于本來就資金拮據的環保部門來說，難度很大。“為此，《實施環境保護查封、扣押暫行辦法》提出，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查封、扣押所需經費，應當列入本機關的行政經費預算，由同級財政予以保障。”姬鋼說。
　　
　　【相關閱讀】環保是一種委屈
　　
　　眾所周知，我們必須跑贏的環保馬拉松，其大致囊括了水和土壤污染的治理，包括垃圾分類以及新能源的推廣。每一個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的國家，都面臨著一道環保的窄門，如果不能實現“驚險一跳”，就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因此，曾有人戲稱，即使面臨按日計罰的“高壓線”，環保也有著自己的委屈。
　　
　　環保是三腳凳，政府、市場和個人缺一不可。浸淫市場經濟二十多年，我們太想設計出一種的市場行為機制，以期環保成為一門生意，政府提供法治，個人秉持理性，“趨利”因素引導人們臻于環保的生活和工作。賠錢的生意沒人干，殺頭的買賣有人做，找對市場的辦法，大家好松口氣。
　　
　　環保的確可以成為一門生意。在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垃圾回收執照是每年要在三到四家工廠之間競爭的。拿到執照的工廠能夠收獲穩定的“貨源”，沒有拿到執照的工廠，只能消化存量和尋找一些零星的貨源。競爭讓垃圾處理廠不敢怠慢，絞盡腦汁去獲得效率優勢。筆者了解到，一家連續兩年丟失執照的垃圾處理廠，為了實現成本小，一墻之隔就是塑料加工廠。這樣，他們將垃圾處理成的塑料米，通過氣動裝置，便可直接傳給后者，省卻中間成本。
　　
　　但市場不是的，環保在很多時候還是一種成本，是一種結結實實的機會成本損失。同樣是在北海道，經過市民的風車，風力發電價格是普通電價的兩倍。一道選擇題擺在面前，風力發電的價格是22日元/千瓦時，而火力發電價格只有11日元/千瓦時，如果個人是“理性”的，他應該選擇火力發電。當地居民選擇了價格更高的風力發電，這不是市場和經濟人理性所能解釋的。
　　
　　這里還有一道選擇題。作為垃圾分類回收的優等生，分類回收的費用對于日本地方政府而言卻是一筆沉重的稅金負擔。一種聲音開始崛起：要求徹底實施生產者延伸責任，即回收費用完全由生產者負擔，進而完全由消費者負擔。
　　
　　消費者愿意嗎？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一個真金白銀的決定，一個個人與環保之間利益消長的決定。
　　
　　說到底，市場不能解決所有的環保問題。環保問題的出現，是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化和市場經濟的結果。更高的GDP，意味著更高的垃圾和排放，對于絕大多數國家，人均GDP和垃圾產生量總是正相關的。將環保問題的解決推給市場和政府，輕描個人的努力，是一種個人的偷懶，是為自己的懶政找到了庇護所。而一系列的政策的出臺，大抵不過是搭建了外在框架，回眸發現，里子卻還是無一物。
　　
　　在垃圾分類做得好的發達國家城市，街頭鮮見垃圾箱，因為街頭的垃圾箱難以控制分類。而在其居民區，經過分類的垃圾回收，長一個月才有一次。不同的垃圾對應著不同的垃圾袋顏色及回收時間，記錯了或忘記了，就要等到下個月。這對個人而言，有著種種的不方便，但個人的種種不方便成全了社會的方便。
　　
　　說到底，環保是一種委屈，是個人讓渡一部分生活便利和金錢利益，以求得環保的長治久安。汲汲于短期需求研究的經濟學家凱恩斯說，“從長期看，我們都會死去”。只是從長期看，人類還要活著。由此，除了政策帶來的硬性約束，在環保問題上，個人也是需要蠻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