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誰污染，誰治理”—隨著市場化機制的引入，這個環境保護的傳統觀念將被顛覆。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部署改革創新治污模式，吸引和擴大社會資本投入，促進環境服務業發展。這意味著醞釀已久的環境第三方治理從國家層面正式破冰。
　　　　
　　2015年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提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改革目標的第三個年頭。無論是從完成“十二五”規劃節能減排的目標任務來看，還是從加快和深化全面改革的進程來說，今年都是非常關鍵的年份。尤其是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推進全社會的生態環境保護，如何利用市場經濟的規律和規則提高各部門對環境資源的配置效率等，這些顯然都將成為2015年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
　　
　　就在1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雖然《意見》僅僅針對的是“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這一主題，但是實際上這個由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意見》卻承載著非常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在前期落實和推進各項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基礎上，我們開始嘗試從為關鍵的環節出發，開展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與生態文明建設相結合的有益探索。可以說，這既是一種嘗試和探索，更是一場攻堅戰。
　　
　　變化
　　
　　治理成本低一兩成
　　
　　“環保部從十幾年前就開始推動第三方治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也積極響應。但現實中，第三方治理仍然發展緩慢。原因是以前還沒有形成主要的政策導向，并不是治理模式的先天缺陷。”環保部科技標準司負責人日前表示。
　　
　　公開資料顯示，我國工業污染占總污染的70%，是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第三方治理主要針對工業領域，但我國目前工業污染治理設施的社會化運營比例仍相對較低，只有5%左右。相比之下，城鎮污水處理設施的社會化運營比例已經達到50%左右。
　　
　　近日國務院出臺的《意見》釋放出了明確導向—第三方治理是推進環保設施建設和運營專業化、產業化的重要途徑，是促進環境服務業發展的有效措施。“《意見》還提出堅持排污者付費、市場化運作，根據污染物種類、數量和濃度，排污者承擔治理費用，受委托的第三方治理企業按照合同約定進行專業化治理。”
　　
　　《意見》指出，一是要推進環境公用設施投資運營市場化，在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領域，采取特許經營、委托運營等方式引入社會資本，通過資產租賃、資產證券化等方式盤活存量資產。對污染場地治理和區域環境整治，采用環境績效合同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二是要創新企業第三方治理機制，在工業園區、重點行業積極培育第三方治理的新模式、新業態，選擇有條件的地區和行業，探索實施限期第三方治理。
　　
　　根據《意見》中的主要目標，到2020年，環境公用設施、工業園區等重點領域第三方治理取得顯著進展，污染治理效率和專業化水平明顯提高，社會資本進入污染理市場的活力進一步激發。
　　
　　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秘書長駱建華介紹說，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優點在于：排污企業由于采用專業化治理降低了治理成本，提高了達標排放率；政府執法部門由于監管對象集中可控而降低了執法成本；此外，還刺激了環保企業和產業的發展，“可謂一舉三得。”
　　
　　值得留意的是，《意見》提出加大財稅等支持力度—對符合條件的第三方治理項目給予中央資金支持，有條件的地區也要對第三方治理項目投資和運營給予補貼或獎勵。積極探索以市場化的基金運作等方式引導社會資本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機制；研究明確第三方治理稅收優惠政策，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要加強統籌協調，制定推進第三方治理的投融資、財稅等政策。
　　
　　第三方治理還需跨越多道坎
　　
　　誠然，第三方治理是一個可以實現多贏的治理模式。但是，數據卻顯示，工業污染治理設施的市場化運營比例較低，只有5%左右，遠低于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市場化運營達50%左右的比例。人們難免發問：這樣一個多贏的治污模式，緣何進展緩慢？
　　
　　究其原因，第三方治理目前還面臨著諸多挑戰和困難，需要跨越多道“坎”。
　　
　　首先是第三方和排污企業責任如何界定。“以前，企業超標排污，責任很明確。引入第三方企業后，排污企業會認為治污已交由第三方處理，排污不達標應由第三方擔責，治污方會認為排放不達標是因排污方不按照合同排污，導致污染難處理。”湖南省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污染監督處處長劉帥說。
　　
　　互相推諉之外也有互相勾結。實踐中，一些環境服務第三方機構往往成為排污企業違法排污的幫兇，與排污單位惡意串通提供虛假環評材料、偽造或者篡改監測數據等違法行為屢見不鮮。如有些第三方機構幫企業挪動煙囪上的監測點位置，或改變在線監測的程序設置，讓廢氣排放達標。
　　
　　劉帥解釋說，在現有法律條件下，排污企業仍是法律責任主體，一旦發生污染物排放不達標的情況，即使排污企業嚴格履行合同條款，仍需承擔違法排污的法律責任。此種情況下，排污企業面臨較大的法律風險，大大降低了其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的積極性。
　　
　　除了責任不明確，計劃變動帶來的投資運營風險也讓不少第三方企業心有畏懼。桑德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董智明有著多年的投資運營經驗，對第三方治理中存在的問題了然于胸。他告訴記者，現在開發區也好，工業園區也好，往往是邊建設、邊招商。如此一來，越到后期，入駐企業越可能與當初園區的產業定位不一致，結果是要處理的污染物種類、濃度和數量更加復雜，對原有處理系統產生的沖擊較大。“第三方企業要處理的污染物更復雜了，處理成本無疑會抬高，而且設備的使用壽命也將縮短，如果沒有一個動態的價格調整機制，企業將陷入虧損狀態。”董智明說。
　　
　　此外，付費保障、稅費繳納、專業化處理能力等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制約著第三方治理的順利推進。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說，排污企業如自行治理污染，其治理費用可計入生產成本，無須納稅。而如果委托第三方投資建設或運營管理，排污企業向第三方支付污染治理服務費用，環境服務公司作為企業需繳納各項稅負。“這無疑是增加了全社會的污染治理成本，不利于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行。”
　　
　　總之，接受采訪的專家、管理人員都表示，第三方治污是盡快扭轉我國環境持續惡化的有效路徑，宜盡早尋求突破口，吸引更廣泛的社會力量聯合治污。如今，國家《意見》的出臺，是否意味著從此打開了工業污染治理市場化的大門？
　　
　　對此，董智明持謹慎樂觀態度。“第三方治理說了很多年，但一直運作得不理想，根子在于監管不嚴、處罰不力。如果監管到位了，處罰足夠嚴厲，企業無法偷排或者閑置環保設施，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市場也就起來了。否則，這個市場不可能發展。”
　　
　　處罰措施震懾力不足也影響了排污企業購買第三方治理服務的積極性。“很多時候，違法成本遠遠不及添置一套治污設備和維護一條完整的治污工藝流程的成本高。”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藍虹指出，第三方治理的成本優勢只有在守法的環境下才能成立，當違法成本遠低于守法成本時，第三方治理的低成本也就失去了優勢和吸引力，難以形成市場并壯大。
　　
　　可喜的是，這一狀況正在得到改變。新修訂的《環保法》規定，在環保部門對企業違法行為作出處罰以后仍不改正的，將對企業負責人進行行政拘留。此外，違法行為造成重大損失或人身傷害的，都將追究企業負責人的刑事責任。從簡單的財產處罰到財產、人身雙重處罰，從一般性的處罰到按日計罰，企業的違法成本已越來越大。
　　
　　此外，“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必須明晰責任，才能免除相關企業的后顧之憂。”藍虹說。目前的規定是要求排污企業承擔污染治理的主體責任，第三方治理企業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和標準以及排污企業的委托要求，承擔約定的污染治理責任。對此，藍虹認為，應該由第三方而不是排污企業來承擔污染治理的主體責任。“這樣的話，既可以讓更多的排污企業有動力將治污交給第三方，有利于第三方企業的做大做強，同時也讓第三方有動力去監測排污企業的行為，真正做到污染者付費。”
　　
　　藍虹說：“只有解決了動力和責任問題，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才能得到大釋放，其他問題的解決才具有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