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普薩拉大學的一篇論文中，Åse Linné研究了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雖然既缺乏工業基礎，又缺乏科研架構，但仍然創造了生物技術藥物。研究結果顯示了該國軍事科研和一個堅信傳統中醫的欠發達醫療系統的挑戰的重要意義。
并非只是西方國家聚焦于創造基于新科研發現的發明創新。中國自從1978年起，就開始不斷加大投資創造“高科技產業”，旨在使中國現代化，并且打造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生物技術產業是這些高科技產業中的一個，但考慮到中國薄弱的科研基礎，例如因為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而且中國傳統上注重重工業和國防工業，所以中國對生物技術的投入是具有挑戰性的。
“考慮到中國自從1978年迄今的發展，中國將成為未來生物技術制藥領域一個 重要角色。科研基礎得到了極大加強，而且中國是繼美國之后第二個擁有zui多自然科學發表物的國家，”烏普薩拉大學企業管理學院Åse Linné說道。
她進行了一個包括五個不同生物技術制藥過程的案例研究，這些過程顯示了生物技術藥物如何開發、生產和使用。該研究顯示，在數百個開發項目中，只有少數獲得了大范圍推廣使用。其特別顯示出中國在創造這些藥物中，有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即中國國家的積極參與、軍事科研的使用和合作的使用。
“中國國家的介入不令人奇怪，但讓人感興趣的是，這是以什么方式發生的，” Åse Linné說。
她發現到了中國國家為各種不同公司和機構之間的互動“開路搭橋”，無論它們是私營還是國營的、軍方還是民間的、本國還是的。另外國家機構也直接積極參與到生物制藥過程中來，例如通過國有試驗室開發新生物技術知識，通過國營公司制造這些藥品和通過國營醫院使用這些藥品。
對于該國開發生物技術藥物而言，中國軍方科研也有重要意義。軍方科研機構在開發和創造新知識方面意義重大，這是明白無誤的，這也可以推論，這些科研機構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境況。軍方是中國zui復雜的機構之一。來自其他國家的資源，也是中國制藥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通過與其他國家其他機構的合作，獲得了新生物技術知識，這些知識被用于創造生物技術藥物。
然而在開發生物技術藥物方面，中國面臨眾多挑戰。技術*的公司鳳毛麟角，而且由于計劃經濟的歷史背景，科研和工業之間的紐帶脫節。中國的醫療系統也是欠發達的，只有30%的人口擁有醫療保險。另外在醫療保健系統的應用中，zui常見的仍然是化學藥品和中藥（傳統中醫）。
特別是缺乏醫療保險會給中國帶來問題，Åse Linné指出，因為這會導致許多中國人不得不參加臨床試驗。另外發展趨勢顯示，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中國進行臨床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