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3日,江西省宜春中安實業有限公司(現已關停)在暴雨期間,集中將廠區內含有大量重金屬鎘、鉈、砷的廢液偷排入袁河,導致袁河及仙女湖鎘、鉈、砷超標,由仙女湖取水的新余市第三水廠取水中斷,新余市部分城區停止供水。這起重大突發環境事件至今讓人記憶猶新。但背后更引人深思的是,各類突發環境事件,對供水安全造成影響,也對城市供水提出了嚴峻挑戰。
水,是生命之源。而長江水,對于沿岸九省二市的人民群眾來說,既是生命源,也是經濟源。那么,關系到11省市5億多人的飲用水水源地安全如何保障?2016年5月27日,環保部印發《關于開展長江經濟帶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執法專項行動(2016—2017年)的通知》,并啟動長江經濟帶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執法專項行動。
“總體良好,局部污染嚴重,部分湖泊富營養化嚴重。”在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總工程師穆宏強如是概括說。長江流域面積180萬平方公里,干支流涉及19個省(市、區)。《長江流域及西南諸河水資源公報》顯示,2014年,長江干流全年期評價河長6270公里,其中優于Ⅲ類達95%。不過,60余個重要湖泊中80%存在嚴重富營養化現象。
造成長江流域局部污染嚴重的根源還在于排污。“局部污染嚴重主要表現在,長江干流部分城市江段存在岸邊污染帶,水質較差,比如上海、南京、武漢、重慶、攀枝花。”穆宏強介紹,同時,部分支流污染也較嚴重。此外,中下游水網地區也存在污染:“這些地方溝渠縱橫,河流流動性較差,再加上工業排污、農業污染,用‘有河皆污’形容并不過分。”
來自交通部的一組數據顯示,長江作為水源地,沿線化工產量約占全國46%,長江流域的石化產業生產能力已占據全國的“半壁江山”。另一方面,長江排污現象十分突出,長江接納的廢水量位居全國七大流域首位,早在2012年,排入長江的廢水已經超過300億噸,幾乎相當于每年一條黃河水量的污水被排入長江,其中大部分是工業廢水。
而環保部部長陳吉寧2016年4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15年度環境狀況和環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時提到:“12%的危險化學品企業距離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等環境敏感區域不足1公里。”根據《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污染防治管理規定》,地表水源一級保護區內禁止新建、擴建與供水設施和保護水源無關的建設項目;禁止向水域排放污水;禁止堆置和存放工業廢渣、城市垃圾、糞便和其他廢棄物。
然而,盡管水安全隱患問題突出,要清理長江經濟帶飲用水水源地污染項目也并非那么容易。環保部相關負責人透露,難點在于歷史問題眾多。他指出,這一區域部分水源保護區內的違規建筑或者居民區在飲用水源保護區劃定前就已經建好,要拆除這些建筑,搬遷居民需要大量資金,資金缺口過大,政府財政難以負擔;同時,還有個別地方政府對水源地保護工作不夠重視,未采取有效措施。
穆宏強回憶,早前坐船從上海到南京,船上的游人隨手將垃圾扔到水里,現在雖然要求船舶對生活垃圾、糞便、發動機的油污水進行收集集中處理,但“怎么來監管是個問題”。“排污屢禁不止,原因在于違法成本低,監管乏力。”穆宏強說。此外,長江保護治理涉及許多省(市、區),部門眾多,缺乏統一協調機制。
“癥結在于,長江流域法律法規體系缺乏國家層面統一規劃與頂層設計,法律法規銜接性與協調性不強,流域立法雙滯后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劉雅鳴已多次在全國兩會上提交議案,呼吁制定《長江法》。
顯然,“越到后期,硬骨頭問題越多。”在翟青看來,辦法只有一個,“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要求辦,法律怎么要求我們就怎么做。”翟青說,水污染防治法實施已經8年,法律對于水源地保護的要求不能不落實。他要求,拿出勇氣解決老百姓的喝水問題。
基于此,下一步,環保部將在長江經濟帶飲用水水源地實現風險防范與水污染防治相結合、環境監測預警與水質改善相結合、潛在風險預警與應急處置相結合,逐步建立風險防控體系、企業環境應急預案管理體系,及時妥善處置涉飲用水突發環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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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制日報、中國環境報、中國青年報、中國經營報、南方周末等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