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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源
一、 研究背景
2004-2009年，中國陸續在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內蒙古東部地區和汶川地震受災嚴重地區開展了一系列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工作，將過去的生產型增值稅徹底轉型為消費型增值稅。增值稅轉型改革是對稅基作出調整，旨在消除固定資產投資重復征稅、打通固定資產投資上下游增值稅抵扣鏈條，降低企業投資稅負成本，從而激發企業投資活力、鼓勵企業進行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升級。因此，增值稅轉型改革將發揮典型稅收激勵作用；增值稅轉型改革激勵了企業進行設備更新換代，完成技術改造升級，從而增強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同時，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政策最先只在部分省份和地區實行，經過多年陸續在不同地區和省份的實踐，于2009年推廣到全國。因此，該政策為本文識別稅收激勵對企業污染排放的因果效應提供了外生沖擊。
本文采用2000-2012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中國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的合并微觀數據，借助2004-2009年逐步推開的增值稅轉型改革這一自然實驗，采用多時點雙重差分估計的方法實證研究稅收激勵如何影響企業的污染排放問題。相比已有文獻，本文在如下方面做出貢獻：①已有文獻鮮有關注稅收激勵如何影響企業減排這一重要問題，因此，本文基于微觀企業數據，精準識別了稅收激勵與企業減排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通過深入的理論分析，全面考查了稅收激勵如何影響企業污染排放的內在機理，這為更加精準的綠色稅收工具使用，尤其是在協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方面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決策支持。②本文構建了一個稅收激勵下的企業污染排放決策模型，從而得以從企業投資行為角度，厘清稅收激勵通過何種機制作用于企業污染排放決策，即分解出研發創新效應、清潔生產效應和規模擴張效應三條傳導路徑，并通過扎實的實證研究進行了全面的檢驗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現有企業污染決定因素的研究文獻。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本文參考Beck et al.(2010),將中國增值稅轉型改革作為自然實驗，構建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以識別稅收激勵對企業污染排放的因果效應：
其中，i代表企業，j代表行業，k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α為截距項，η_i為企業固定效應，θjt為行業-年份交互固定效應，δkt為城市-年份交互固定效應，μijkt為隨機誤差項。由于增值稅轉型改革在城市一行業層面實施，本文將標準誤聚類到城市一行業維度。
被解釋變量ln(pol)it代表取自然對數的企業污染排放規模，測度方法借鑒包群等(2013),將中國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中匯報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煙粉塵排放量、化學需氧排放量、氨氮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這六項污染物排放物指標降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企業綜合污染排放強度，該指標能夠更為全面地評估企業的污染排放量。核心解釋變量VATjkt代表該企業所在城市一行業是否施行增值稅轉型改革。控制變量??????′包括：①企業生產率，以LP方法計算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表示。②企業人員規模，以企業從業人員取對數表示。③企業經營年限，使用當年年份減去企業開始經營的年份加1取對數表示。④企業融資能力，借鑒索洛殘值法的思路，構造企業從金融市場獲得融資的成功率，以衡量企業融資能力。⑤企業資本密集度，使用企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與企業從業人數的比值取對數表示，并且使用以2000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進行平減處理。
(二)數據說明
本文在實證研究中主要使用到兩個大型微觀數據集：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中國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考慮到增值稅轉型改革的時間區間為2004-2009年，為包含盡可能多的信息，本文選擇研究樣本的時間區間為2000-2012年。
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包含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的財務和產能數據，而中國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則包含企業的能源消耗，污染物的生產、排放和去除，清潔設備投入等數據。因此，為獲得本文所需的樣本，需要對這兩個微觀企業數據庫進行匹配和連接。對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中國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的匹配，本文借鑒韓超等(2020)進行逐步匹配整理：①對于兩個數據庫中的企業樣本按照企業代碼進行匹配，對于未匹配上的企業樣本繼而按照企業名稱進行匹配；②提取兩個數據庫中的企業名稱中的關鍵信息，對于上一步驟中未匹配上的企業樣本，按照企業名稱中的關鍵信息進行匹配，對于仍未匹配上的企業樣本，使用企業所在地信息進行匹配。最后，本文剔除了以下樣本：某一污染物排放量或污染物產生量小于0的企業；工業總產值、固定資產凈值、實收資本缺失或小于0的企業；從業人數小于8人的企業；銷售額低于500萬元的企業；總資產小于流動資產、總資產小于固定資產凈額或累計折舊小于當期折舊的企業。在此基礎上，本文再進一步整合了其他數據庫，得到最終使用的樣本。
三、 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分析
本文采用控制企業固定效應、行業一年份交互固定效應和城市一年份交互固定效應，且標準誤聚類到城市層面的計量方法對基準模型進行估計。表1中同時匯報了混合OLS回歸、控制年份固定效應和企業固定效應、控制全部固定效應但標準誤聚類到企業維度的回歸結果。具體來說，第(1)列展示了混合OLS回歸結果，核心解釋變量——增值稅轉型改革的雙重差分項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增值稅轉型改革可以顯著降低企業的污染排放規模。第(2)列展示了控制年份固定效應和企業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第(3)列展示了控制了企業固定效應、行業一年份交互固定效應和城市一年份交互固定效應，標準誤聚類到企業維度的回歸結果，核心解釋變量系數仍然顯著為負，且系數大小與混合OLS回歸結果相比變化不大。第(4)列展示了控制全部固定效應，同時標準誤聚類到城市一行業層面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增值稅轉型改革的雙重差分項系數仍然顯著為負，且這一結果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以第(4)列作為對基準模型較為準確的估計。估計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實施增值稅減稅改革政策后，企業污染排放規模顯著降低2.29%,即稅收激勵可以有效促進企業污染減排。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行了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檢驗和Goodman-Bacon分解，結果均證明了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隨后，作者采取了剔除其他政策影響的檢驗、更換雙重差分估計方法的檢驗、更換企業污染排放指標的檢驗、傾向得分匹配估計和Heckman兩步法估計等多種方法對模型的穩健性進行了檢驗，檢驗結果說明了本文的核心結論是穩健的。
(二)進一步分析
1.機制檢驗
為檢驗本文在前面所提出的增值稅轉型改革這一稅收激勵政策對企業的減排機制，本文建立計量模型，對研發創新效應、清潔生產效應和規模擴張效應進行檢驗。
表2給出了企業研發創新效應的檢驗結果。第(1)列結果表明，增值稅轉型改革顯著促進企業研發支出強度的提升。根據第(2)列的結果可以發現，研發支出的增加顯著促進企業減排，同時交互項VAT×In(rd)顯著為負，這說明研發支出強度更高的企業在稅收激勵下減排也更多。第(3)列結果顯示，增值稅轉型改革顯著促進企業綠色生產技術能力提升。根據第(4)列的結果可以發現，伴隨企業綠色生產技術水平的提升，企業生產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量顯著降低，同時交互項VAT×In(tech)顯著為負，說明綠色技術能力更高的企業在稅收激勵下減排也更多。
表3給出了企業清潔生產效應的檢驗結果。第(1)列結果表明，增值稅轉型改革顯著促進企業增加去污設備采購。根據第(2)列的結果可以發現，去污設備采購的增加有利于企業污染減排，同時交互項VAT×In(clean)顯著為負，這說明清潔生產投資越高的企業在稅收激勵下減排也更多。第(3)列結果顯示，增值稅轉型改革顯著促進企業污染處理強度的提升。根據第(4)列的結果可以發現，污染處理強度的提升有利于企業污染減排，同時交互項VAT×In(treat)顯著為負，說明污染治理能力越高的企業在稅收激勵下減排也更多。
表4給出了企業規模擴張效應的檢驗結果。第(1)列結果表明，增值稅轉型改革使企業增加生產型固定資產投資，這是由于增值稅轉型改革減少了新資本和舊資本稅后價格的差距，相當于降低了資本價格。根據第(2)列的結果可以發現，固定資產投資增加會使得企業污染排放規模增加，然而交互項VAT×In(fixed)顯著為負，說明生產型固定資產投資越多的企業在稅收激勵下反而污染排放規模越低。第(3)列結果顯示，增值稅轉型改革使企業生產規模得到擴張。根據第(4)列的結果可以發現，由于污染物是生產過程的副產品，工業總產值增加會使得企業污染排放規模增加，然而交互項VAT×In(prod)顯著為負，這說明在稅收激勵下產出規模越大的企業反而污染排放規模越低。原因可能在于，本身生產規模較大的企業在稅負降低時，更傾向于研發創新和清潔生產投資，而非盲目擴大產能。上述發現意味著，稅收激勵促進企業減排并不以限制企業擴大生產規模、謀求規模化發展為代價，反而會促進企業加速實現規模經濟，達到統籌工業發展與污染減排的目的。
2.異質性分析
(1)企業所有制。本文以外商實收資本比例是否超過25%、國有實收資本比例是否超過50%的標準，對民營企業和非民營企業進行識別。根據表5第(1)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增值稅轉型改革對民營企業的減排效應顯著強于非民營企業，意味著稅收激勵在支持民營企業綠色轉型中具有精準直達的政策效果。這是由于，外資企業本身基于全球布局的生產網絡更易獲得清潔的先進技術，同時，國有企業在融資等方面享有國家政策優待，投資決策受到外部政策環境的影響較小，因而稅收激勵對非民營企業減排效應可能較弱。
(2)行業要素密集度。本文按照國民經濟行業二位代碼，將企業所處行業分為資本密集型行業和非資本密集型行業。根據表5第(2)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增值稅轉型改革對資本密集型行業中的企業有顯著更強的減排效果。這是由于，勞動密集型行業本身處于工業價值鏈的中低端，其產品具有附加值低、污染物高的特點；而資本密集型行業則有較大的通過設備更新改造、提升綠色技術水平實現清潔生產的空間。這從側面印證了增值稅轉型改革通過促進企業綠色固定資產投資和設備更新改造作用于企業污染減排。
(3)分區位條件異質性的分析。本文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方法將企業所在省份分為東部和中西部兩大區域。根據表5第(3)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東部地區稅改的減排效應顯著強于中西部地區。這是由于，東部地區具備良好的經濟和技術基礎，企業面臨稅收激勵時相對其他地區提高清潔技術水平的機會成本更低；中西部地區仍存在“政治錦標賽”的地方政府間競爭機制，迅速擴張制造業產能仍是明顯的短期占優策略，這導致中西部地區企業擴大生產規模的動機很強，因而增值稅轉型改革的減排效應弱于東部地區。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04-2009年中國增值稅轉型改革為制度背景，研究了稅收激勵對企業污染排放的影響效應和內在機理。研究結果顯示：①總體上，增值稅轉型改革可以顯著降低企業的污染排放量；②增值稅轉型改革主要通過研發創新效應和清潔生產效應發揮減排作用，同時增值稅轉型改革還會擴大企業的生產規模，這一結果也表明稅收激勵的減排作用并不以限制企業的產能為代價；③增值稅轉型改革對于降低企業污染排放的作用效果存在顯著的異質性特征，這一效應對于民營企業、資本密集型行業中的企業以及東部地區的企業更為突出。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啟示：①在深化稅收制度改革以實現經濟社會綠色發展的過程中，要遵從科學的稅收設計原理，最大程度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社會發展的效能。②在開展污染治理和推動“雙碳”目標的過程中，應使得稅收激勵優惠落于滿足政策引導的征稅標的。③在合理使用稅收激勵工具的過程中，還應該有針對性地對關鍵產業、關鍵地區進行分類引導，通過精準施策實現政策最大化效能。④從資源配置效率的整體觀出發，注重稅收體系調節資源配置的職能，積極緩解因稅制安排導致的資源錯配、稀缺要素資源被重污染企業大量占據的現象，在合理有序淘汰低效率、重污染制造業企業的同時，有效激發高效率、清潔在位企業的投資活力，促進綠色企業進入市場。
原標題：文獻分析 | 稅收激勵會促進企業污染減排嗎——來自增值稅轉型改革的經驗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