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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源
之前，E20水網固廢網曾在一些文章中分析過，對于很多焚燒企業來說，面臨建設逐步到頂，處置逐步多元背景，一個破局方式就是“協同焚燒”。而今年以來，生活垃圾焚燒廠協同工業垃圾焚燒也更多地受到行業關注，浙江、上海、廣東等地陸續出臺一般工業固廢協同生活垃圾處置的政策文件，生活垃圾與一般工業固廢協同焚燒的趨勢愈加明顯，市場也在逐步規范。今年7月，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曾在E20做客時，也專門談過這個話題，這里特別整理如下，供大家參考交流。
01 國內垃圾處理市場遠未飽和，工業垃圾處理市場還有很大空間
徐海云介紹，無論是在中國臺灣，還是歐洲發達國家，一般工業垃圾主要都是與生活垃圾協同處置。除了危險廢物，大家不可能為了一般工業垃圾專門單獨建設一個垃圾焚燒廠。如在德國，甚至有一部分危險廢物包括醫療垃圾，也都是盡可能地與生活垃圾協同焚燒。相比單獨建設，這樣的協同焚燒才能創造最好的效益。
這十多年間，人均垃圾焚燒量及所占垃圾總量的比例呈整體增長趨勢。
據報道，2020年，垃圾焚燒年歐洲的垃圾焚燒量大概是1億噸左右，其中6000萬噸左右是生活垃圾，其余的40%基本都是工商業垃圾。根據歐盟發展規劃，到2035年，除了可回收垃圾之外，歐洲也計劃實現一般垃圾零填埋，同時工業垃圾和生活垃圾爭取各占垃圾焚燒總量的一半，如下圖。
而實際上，現在一些歐洲國家，如波蘭，還是以垃圾填埋為主。也就是說，未來，歐洲包括工業垃圾在內的垃圾的焚燒量還將會繼續增加。
歐洲作為世界發達地區，工業垃圾的焚燒量才占到了垃圾焚燒總量的40%，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又是工業制造大國，如按歐洲的比例作為比照，垃圾焚燒廠需要吃掉的垃圾量還未飽和，可處理的工業垃圾的量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02 制度壁壘逐步松動。工業垃圾協同處置為大勢所趨
下圖是2021年，浙江和河北兩省上報給住建部和國家發改委的垃圾焚燒數據，可以看到二者之間有很大的差距，而二者的差距其實主要就是協同焚燒的工業垃圾的數量。
造成這種差異，主要因為在我國，不同垃圾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如生活垃圾一般由住建部門管理，工業固廢則由相關產業部門管理，農業固廢由農業部門管理等，生態環境部雖然總體負責但具體管理缺乏統籌。
生態環境遵循的核心原則是“誰污染誰治理”，也就是說，工業企業產生的垃圾需要工業企業自己處理。但一般治理的工業企業沒有專門的處理廠，沒有辦法單獨進行處理。同時因為工業固廢成分復雜，還有一些可能要歸入危險廢物，所以根據相關的環保政策，工業垃圾不能進入生活垃圾焚燒廠進行處理。在早先的一些生活垃圾處理項目的特許經營協議里，一般工業垃圾也被定義為不可接受垃圾。在徐海云的記憶里，浙江一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就曾經因為接收工業垃圾焚燒，被一些環保組織告到了生態環境部。
在徐海云看來，工業垃圾不能進入生活垃圾焚燒廠處理，本身在邏輯上就存在問題。比如我們穿的鞋子歸屬于生活垃圾，但做鞋的邊角廢料卻屬于工業垃圾。同樣的材料和成分，因為制作流程不同，便被分成了不同類別的垃圾。這不僅違反邏輯，也違背常識。此外，沒有專門的工業垃圾焚燒廠，就算做鞋的邊角料被歸類進了工業垃圾，又讓企業到哪里去燒?
對于工業企業來說，工業垃圾沒有合適的去處，也不能長時間地堆放，就成為兩難的問題。
徐海云認為，工業固廢不能進入生活垃圾處理廠協同處理，是我國條塊分割管理的原因和結果。所以，在他看來，工業垃圾協同焚燒，必須從國家層面，促進部門間的協同。從效率的角度，則不僅需要不同類別的垃圾協同焚燒，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的廢物也最好能協同處置。
03 協同清單繼續完善，市場需更科學合理的價格機制
隨著工業不斷發展，以及環保政策的不斷完善，這些年，國家在此的政策也開始逐步松動，一些地方在政策和實踐上也都有所突破。比如今年，就有浙江、上海、廣東等地出臺了有關生活垃圾與一般工業固廢處置協同處置的政策，不僅明確鼓勵生活垃圾協同工業垃圾，而且公布了協同焚燒一般工業固廢的清單及負面清單等。
徐海云介紹，生活垃圾協同工業垃圾處置，最核心、最應關注的其實是收費制度——政策鼓勵協同，清單明確了什么可以協同，收費制度解決的則是何處協同。
當前的生活垃圾處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財政支付，工業垃圾處理按由工業企業付費。在徐海云看來，雖然工業企業也支付了一定的費用，但因為生活垃圾本身有財政支付，工業企業支付的費用其實并沒有達到市場應支付的價格。從這個角度來說，其實工業垃圾進入生活垃圾處理廠，其實是占了全體納稅人支撐的政府支付的便宜。
比如媒體報道的中國臺灣1995-2021年間的垃圾焚燒量變化，中國臺灣家庭垃圾的焚燒量差不多占了垃圾進場焚總量的一半，另外一半主要為事業廢棄物。在收費方面，中國臺灣事業廢棄物的處理費是居民生活垃圾處理費的兩倍多，前者收費約為2000臺幣/噸，后者則是4000-5000臺幣/噸，也因此，事業廢棄物處理收費成為中國臺灣垃圾焚燒廠主要的營收來源。
因為，徐海云認為，正如前面所述，只有科學合理的收費制度，才能讓生活垃圾處理廠更有動力接納一般工業固廢，也才能更好地提高垃圾處理設施的運營效率。而收費制度最關鍵的是，需要有一些頂層的設計，比如：比如對于一般工業垃圾來說，什么樣品質的垃圾該收多少錢，如何核查和監控，等等。只有這些明晰了，有了公開透明合理的價格機制，工業企業和焚燒企業才可以相對明確地進行雙向選擇。特別是工業企業如果覺得價格高，也可以方便地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處理廠。
目前，國家在此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政策，主要還是由各地自行規定，而地方也多是將定價權給到企業。比如2020年時，廣東省生態環境局就曾在回復廣東市政協委員《關于對工業垃圾進行統一收費，解決偷倒工業垃圾問題的提案》時透露，根據《廣東省定價目錄(2018年版)》精神，工業垃圾處理收費不屬政府定價范圍，實行市場調節價管理。廣州將通過正確引導企業開展源頭減量、積極搭建資源化利用合作平臺和不斷強化部門聯合監管相結合等方式，進一步規范企業經營行為，推動行業良性發展，逐步解決工業垃圾收運處置問題。
可以看見，廣東的政策其實明確了工業垃圾協同處置屬于市場調節價管理范疇，就是需要焚燒廠和工業企業自行議價。這對于前有垃圾生產，后有環保監管的工業企業來說，是否會顯得有一些不公平呢?國家是否需要出臺有關工業垃圾收費的統一文件?這些可能也都是需要一起討論的問題。(注：原文有刪改)
原標題：徐海云：生活垃圾協同工業固廢焚燒是趨勢 建立合理的收費制度是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