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不少企業偷排嚴重!環保部華南督查中心近期抽查佛山104家重點排污單位,結果發現近六成企業有違規行為,其中包括馮了性藥業、堅美鋁業等,9月12日華南環保督查中心在市政府召開綜合督查階段重點排污單位檢查情況反饋會。
2014年5月,華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在佛山啟動環保綜合督查工作。該中心和省環保廳聯合組成綜合督查組,共分成4個小組,于6月26日-7月4日分別抽查了佛山五區104家重點排污單位,包括水和氣國控重點污染源、生產類上市公司、2014年重點減排項目、部分重點信訪案件企業等。
雖然檢查的企業數僅占2013年環境統計企業數的6.57%,但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2013年佛山市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的80%。檢查企業中56%(58家)的排污單位或多或少、或重或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環境違法違規行為。
華南環保督查中心副主任袁道凌表示,佛山市委、市政府一直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體制機制建設進行努力。但是,佛山作為典型的工業城市,歷史欠賬太多,執法難度很大;部分企業偷排嚴重;城市規劃不合理施壓環保;落后產能淘汰仍需加強;人員編制和專業素質不夠,環境監管力不從心等。
“抓住這個契機,把工作打開缺口,是好事。黑典型變成紅先進,要有魄力、決心、信心。”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區邦敏要求要根據督查組反饋的問題列出清單,由市環保局、市監察局分配到各區政府,限期整改,逾期未改的將追責并曝光。
環保:地方與央企利益博弈的一張牌
2013年5月,安徽安慶市環保局對中石化安慶分公司應急處置停電事故時短時間的黑煙排放開出了一張9萬元的罰單;2013年10月,中石油旗下長慶油田分公司因未向陜西榆林市繳納水土流失補償費和滯納金,22個銀行賬戶被法院凍結;“11·22”中國石化黃島爆炸重大事故之后,南京的石化央企也不斷收到當地的“逐客令”。
僅公開報道顯示,2014年以來,各地落馬的環保局官員已超過20人,涵蓋了中西部和東部沿海,其中不少都是主掌當地環保權杖的廳局級干部。以敢于對企業“叫板”的江蘇省為例,2009年該省立案查辦環保領域職務犯罪僅6人,2010年升至20人,2011年為30人,2012年為40人。從查辦的案件看,主要是監管人員收受賄賂,對企業排污放任不管,有的甚至偽造環評報告。
曾幾何時,我們的祖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現代人雖然快樂少煩惱多,但每日憂思的不只是腸胃。房子不夠大、路上車太多、連喘氣都得層層口罩過濾一下……一些城里人更向往去環境好的地方種種菜,或許,這還真不是文藝青年的“矯情”。
如今,一些地方的有關部門敢于挑戰“金主”,一方面體現了關注點不再局限于GDP的喜人變化,另一方面也應看到,環境之爭絕非僅僅關乎環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博士曾公開表示:“雙方圍繞利益分配博弈不斷,地方政府會通過種種途徑迫使央企‘讓利’。”環境問題就是當地與央企間利益博弈中的一張牌。
誰破壞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如此淺顯明白的道理,實施起來卻并不容易。由于缺乏全國統一的水土流失補償費,各地參照1991年的《水土保持法》,按其賦予省級人大充分的立法自主權各行其是。如此一來,引進企業之時可提供環保上的優惠政策,想要尋求利益分配時又可開出環保罰單。政策上的隨意使環保成了一張進可攻退可守的功能牌。
環保聯合執法乏力?
日前,在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召開的《廣東省環境保護條例(修訂草案修改二稿)》征求意見座談會上,與會專家、環保部門一線執法人員以及廣州、深圳、珠海、汕頭四市人大常委會從事環保立法的人士發表看法。
現場,執法人員集體吐槽訴苦:“多部門聯動就是誰也不動”,“有些部門過去就是演戲的,實際上根本動不起來”。有執法人員更無奈稱“我前腳一走企業后腳繼續排污”。
誠然,環保部門雖有執法權,可由于缺乏強制執法手段,在企業惡意阻撓或拒不配合的情況下,往往連門都進不去,正常的執法檢查都難以進行,就更別說強制拆除或查封、扣押、沒收污染設備了。要嚴格執法、落實環保法規,顯然離不開公安、司法、工商、城管等部門和單位的配合。
“多部門聯動就是誰也不動”,既說出了環保部門的尷尬與無奈,也說明一些地方政府出于GDP政績考慮,對環保工作“視而不見”。相比會給地方帶來稅收和財政收入,并貢獻GDP數字的眾多高產值污染企業,環保部門對地方經濟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的“負面”影響,或讓其“不受待見”。
對此,專家們紛紛建議,為避免這種狀況,環保一票否決制就絕不能成為擺設,對地方領導的政績考核不能只重視GDP,也要加大環保工作所占比重,作為干部選拔、使用和管理的重要依據。離任時環境變差了,就應嚴厲問責,而不是讓其高升或去異地當官,禍害更多地方的老百姓。
勿以善小而不贊。環境問題所代表的公眾利益能夠在地方發展中發揮一定的作用,經過多年經濟和思想上的積累,如今已由“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的說教成為了實打實的罰單和懲戒。
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定義為“人類為保護和建設美好生態環境而取得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顯然,物質與精神成果是需以制度成果為保障的。唯有制度保障與深層執法力度方能使環保從運動到常規,從博弈中屢出不爽的牌畫出環境“方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