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政策法規】針對《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專家稱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非常重要；地方代表呼吁務必保證法律可操作性；一些行之有效的國外經驗值得借鑒。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的路子到底該怎么走？

　　按照國務院法制辦于9月9日發布的通知，10月8日以前，“有關單位和各界人士”都可以對征求意見稿提出相關意見和建議。今天就是后的期限，出現了哪些意見和建議呢？讓我們先睹為快。
　　
　　專家聲音：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非常重要
　　
　　“新法整體上是政府主導的法律，對于大氣污染行為的監控、治理和懲罰，規定的基本都是政府行為，而缺乏社會的參與。只有政府往前走，這樣的法律不會得到有效貫徹實施，建議增加‘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專章，既是保障公眾的權益，也和環境保護法的相關條文呼應。”自然之友法律與政策項目負責人葛楓如是說。她指出，公眾有環境知情權，所以政府有公開環境信息的責任。“各級政府有公開環境信息的責任，并且有責任完善公眾參與程序，為公眾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提供便利，這是政府的責任。”
　　
　　因此葛楓建議，《大氣污染防治法》中應當增設條款：各級人民政府大氣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應當依法公開環境信息、完善公眾參與程序，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提供便利。
　　
　　“改革需要創新，這在任何時候都少不了，而改革創新尋求法律的依據，甚至為此制定新的法律，這本身也是在創新。所以，依法治國并沒有影響改革的創新，而是推動和保障著改革的創新。同樣的，改革創新需要法治支持，它也可以反過來推動法治的創新發展。”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近日在媒體上撰文指出，有人覺得，運用依法治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雖然好，但改革都要尋求法律的根據，尋求立法的程序，尋求法律解決的方法，還要不要改革的創新性，如果壓抑了改革的創新性怎么辦？我們不應簡單地把改革的創新性與依法治國和法治化對立起來。
　　
　　“《征求意見稿》并沒有體現我國近期在環境立法、環境監測，特別是環境信息公開方面所取得的實質性的進展。”NGO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代表顧蓓蓓分析，“全國差不多4000多家廢氣企業，產生了65%的工業廢氣，（信息公開后）都有清晰名單，也有清晰位置，可以對其做更好的監督和管控。”
　　
　　在顧蓓蓓看來，這些環境信息蘊含著巨大價值。“這些數據沒有公開之前，公眾可能沒有辦法系統性獲知存在的問題，”而一旦公開了，“公眾就可以更理性地分析其中的一些問題，找到識別重點。”
　　
　　“在環境信息中，環境監測信息對于公眾、社會、政府相關部門去更好地應對，打好大氣污染防治這場硬仗至關重要，但是關于環境監測質量信息發布的要求，《征求意見稿》并沒有具體說明。”顧蓓蓓說。
　　
　　在她看來，政府公布環境監測信息非常重要。“公眾時間獲取到這些可能會對健康產生影響的數據，可以更好地做好防護措施，（這些數據）也可以讓相關研究機構包括政府部門更好地協調統籌計劃。”
　　
　　而如何根據監測信息建立一個更為完善的監測體系，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認為，《征求意見稿》的相關規定遠遠不夠。
　　
　　“制定《大氣污染防治法》也好，《環保法》也好，目的還是保護人健康。”潘小川說，以監測預警體系為例，重污染的界定標準應當從人的健康角度考慮。“因為污染以后對健康的危害也是需要考慮的，特別是重污染天氣對健康危害比較大。”
　　
　　因此，在建立監測預警體系，應該充分考慮健康因素。“《大氣污染防治法》應該是能源、環保、衛生部門結合起來制定。”潘小川認為，環保部門不太了解健康，等到健康防護出問題的時候，例如已經產生了比較大的健康危害而政府沒有預警，就無法達到保護公眾健康的目的。
　　
　　潘小川建議，在《大氣污染防治法》的實施細則里要有重污染的界定標準，標準不能只考慮法律，還應當從公共衛生領域的視角出發。
　　
　　地方代表：保證法律可操作性
　　
　　在日常工作中，環境監察執法人員到現場檢查（勘察）后要求當事人在現場檢查（勘察）筆錄上簽字時，當事人往往拒絕簽名或者拒不到場。根據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五條規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現場筆錄，應當載明時間、地點和事件等內容，并由執法人員和當事人簽名。當事人拒絕簽名或者不能簽名的，應當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現場的，可由其他人簽名。法律、法規和規章對現場筆錄的制作形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對此，四川省通江縣環境監察大隊副大隊長劉永濤建議，在修訂草案第二十一條中增設檢查人員的權力，即增加“現場檢查時可以勘察、采樣、監測、拍照、錄音、錄像、制作筆錄和查閱、復制生產記錄、排污記錄和其他與環保有關的材料”的規定。并在后面的條款中增加“檢查（勘察）記錄由當事人簽名確認，當事人拒絕簽名的或者不能簽名的，應當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現場的，可由其他人簽名”的規定。
　　
　　許多產生惡臭氣體的企業即便科學選址、設置合理防護距離并安裝凈化裝置，在風大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完全避免對周圍群眾的影響，基于此，湖北省武漢市環境監察支隊主任科員王立斌建議在第五十六條中增加“當風力大于4~5級時，應當停止施工、作業”。
　　
　　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的尹學慶建議，將第五十三條中的“物料”改為“原料”，一是因為條文中所列舉的屬于原料，二是如果工業廢渣、煤渣等密閉貯存不符合國情。
　　
　　遼寧省大連市環保局甘井子分局綜合管理科的王博提出，第八十三條中提出了“禁燃區”，但并沒有詳細界定，執法時會無法判斷。
　　
　　對于第七十八條第二款中“處違法排污治理費用2倍以上5倍以下罰款”，尹學慶認為以排污治理費用作為計算處罰的依據，測算因素未明確，實踐中容易引起爭議。劉永濤則建議修改為“可以處10萬元以下的罰款”。
　　
　　國外經驗：大氣污染防治立法借鑒
　　
　　面對大氣污染防治重大難題，國外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
　　
　　1，確定污染源并持續更新
　　
　　2011年，在法國科學院大氣系統實驗室主持下，多國參與的研究團隊對2009年～2010年巴黎地區PM2.5情況進行了綜合研究。
　　
　　這一項目利用地面、高空及遙感監測手段，應用法國國家空氣質量模型CHIMERE（現為歐盟空氣質量預報模型）對PM2.5污染物進行檢測。巴黎市區的自動空氣檢測點正在進一步擴展當中，檢測結果6小時內公開一次。這些科研、檢測和報告制度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我國在修訂法律和制定具體檢測制度時，可以在這些現有的經驗上制定出適合自己的制度。
　　
　　2，注重可操作性及責任條款
　　
　　借鑒英國倫敦的經驗，英國政府對于法律的制定和修訂都以“高標準、嚴處罰”為特點，比如《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法》等控制排污行為的法律，把污染物的排放量標準一提再提，且以高額的罰款和嚴厲的處罰為法律保障；對于小汽車尾氣排放，倫敦市中心還專門設立污染監測點，賦予警察攔截車輛、進行檢測、處以罰款的權力。
　　
　　今年2月，歐盟對英國治理空氣污染不力采取法律行動，高額的罰款（超過3億歐元）讓英國心痛不已，未來違法行為甚至可能與刑事責任掛鉤。
　　
　　再者，歐盟的處罰是以歐洲法院裁決作出，因此并非是一次性的罰款，換言之，如果英國對空氣污染治理仍無措施，這樣的罰款還將繼續。
　　
　　3，形成法律體系
　　
　　以美國為例，尤其是加利福尼亞州，其大氣污染防治法律形成完整的體系：聯邦—州政府—州空氣管理部門—地方，與此對應的聯邦《清潔空氣法》、州《清潔空氣法》、《大氣污染控制法》、《大氣質量標準法》等也劃分了明確的權責，保障了法律的實施和完善。
　　
　　4，地區合作到合作
　　
　　借鑒歐盟的經驗，歐盟制定了統一的環保合作規則，歐洲國家共同參與、共同承擔責任，也共同享受整體規劃所帶來的環保效應，不必擔心其他國家大氣污染對自己國家產生不利的影響。
　　
　　歐盟委員會在歐洲國家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中，確定了明確而嚴格的標準、報告制度、問責機構、執行機構，更重要的是，將這些合作規則納入各國法院和歐洲法院的體系之下，用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保證大氣污染防治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