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政策法規】日前，環境保護部政法司司長李慶瑞表示，如何在環保領域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經濟增長模式綠色轉型等重大議題，環保部門應當高度重視，未雨綢繆，為迎接四中全會召開和學習貫徹會議精神奠定思想基礎。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四中全會的召開，依法治國方略的全面實施，必將為生態環境法治建設提出更高的要求。
　　
　　環境訴訟渠道梗阻
　　
　　近年來，多地因垃圾焚燒、PX項目、水污染等環保問題發生群體事件，一方面是公眾維護自我環境權益的意識在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卻是生態環境司法渠道的狹窄與梗阻。
　　
　　中國環境資源法學會秘書長秦天寶表示，當前我國傳統污染依然存在，同時出現了更多的以風險為標志的環境影響，這對環境司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環境問題頻發，而司法渠道不暢，造成大量環境糾紛無法通過司法程序解決，權益受損者容易選擇方式維權。
　　
　　同時，不少業內人士提出，我國現行民事、行政、刑事三種訴訟規則設計都是針對傳統人身糾紛和財產糾紛的，而環境糾紛帶有很大的社會性，通過現有三種訴訟模式來解決環境問題實際效果不佳。同時，現行法律沒有明文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導致環境行政訴訟案件受案范圍過于狹窄。
　　
　　對此，貴州省人民法院副院長唐林認為，民眾通過司法渠道解決環境問題出現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事公益訴訟的起訴條件要求過嚴、證明責任的難度較大、司法鑒定費用過高、訴訟風險較大等。
　　
　　另外，貴州省委副書記李軍透露，當前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識，但破壞環境的違法犯罪行為仍時有發生。過去保護生態環境用宣傳手段、行政手段多，法律手段少。時間長了就產生耐藥性，規矩容易變成“面條”，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從而形成“破窗效應”。由于缺乏專業司法力量，致使環保立案查處數量不多、打擊力度不大、震懾作用不明顯，與環境污染日益嚴峻的態勢不相符。
　　
　　環境立法要既“硬”且“良”
　　
　　環境法呈現高度專業化、綜合化特點，包括行政管理、民事侵權、合作等方面內容，需要大量授權立法及配套立法。
　　
　　要在依法治國的戰略中推進法治建設，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認為，首先要明確未來環境法治建設的指導思想：用法來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環境法要一方面堅持環境優先、保護優先，一方面堅持經濟和環境協調，改善環境質量、優化經濟發展。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認為，依法治國，要完全依法辦事，解決以權壓法、以人代法。在環境法方面，要改變環境法是軟法的現象。在過去幾年中，環境刑事犯罪責任追究獲得了很大進步，未來要使環境法更加硬起來。
　　
　　他建議，制定“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將國家建設生態文明的方針政策制度都納入其中，之后制定其他法律時，都要考慮此法。“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法”由環保部門協同其他部門參與立法。在這個法律下，應包括自然資源法、生態保護法、環境保護法三大法律。具體的立法需圍繞完善這些體系，兩條腿走路，一條是綜合性的立法，另一條是具體法律的制定。如自然保護區法、濕地保護法，化學品管理法、電磁輻射管理法、生態損害補償修復法、民事環境損害賠償法（包括健康損害）、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法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珂則認為，生態文明法治建設，首先必須落實“保護優先”原則。我國生態保護主要借鑒俄羅斯，生態法與自然資源法是一體兩面，自然資源法注重開發利用，生態法強調保護優先，用生態保護對沖資源利用的負面效應。保護優先不僅僅是環保部門的事，在生態保護領域，尤其是資源開發利用都應當適用這一原則。
　　
　　二是要明確地方政府環境責任，要從管理法向責任法轉變。過去的《環保法》是管理法，主體是管理者與相對人，修訂后的《環保法》向責任法轉變，突出規定政府責任，這需要逐步落實。
　　
　　判斷環境合法的標準，離不開時間空間背景。同一行為，在北京屬于違法，在甘肅可能屬于合法。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胡靜和劉傳義都提醒，要給予地方環境立法充足的空間。
　　
　　除了制定新法，對于不合時宜的舊法也應當及時進行排查和清理。北京市環保局法規處調研員相華林提出，清理、修訂和《環保法》不相符的政策法規是十分必要的。
　　
　　如何運用法治力量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亞里士多德曾說，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
　　
　　為進一步提高生態文明建設立法的科學性，確保良法之治，眾多專家認為，應當努力實現以下轉變：一要努力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立法從“生態環境保護要與經濟發展相協調”原則，向“生態環境保護優先”原則轉變，切實改變生態保護從屬于經濟發展的被動地位。
　　
　　二要從主要運用“行政強制手段”搞生態文明建設，向更加關注人、關心人，致力于推動建立企業與周邊居民和睦相處、自然保護區與原住民形成“伙伴關系”的方向轉變，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三要從主要強調立法的數量和速度，向更加注重生態文明建設立法的質量和效果的轉變。為了提高立法的科學性，應當完善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的方式，擴大立法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以集中人民智慧，體現人民利益，切實增強法律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同時，在上述原則下，生態文明建設立法應當重點關注以下領域：首先是加強生態文明考核評價制度建設。必須改變唯GDP的觀念，淡化GDP考核，增加生態文明在考核評價中的權重，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
　　
　　其次，健全基本的管理制度。根據我國國土空間開發管理制度缺失的問題，亟需強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如，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和農產品主要功能區要建立限制開發的制度，對依法設立的各級自然保護區、世界自然文化遺產、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等要建立禁止開發制度。我國耕地、水資源、環境等管理制度已經建立，但不完善，要完善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
　　
　　同時，運用市場規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也不容小覷。建設生態文明同樣需要依靠市場機制，要用市場機制促進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積極開展碳排放、排污權、水權交易試點。五是健全法律責任追究和賠償制度。資源環境是重要的公共產品，對其的破壞和損害要追究法律責任，進行經濟賠償。要加強環境監管，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