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霧霾與治羅鍋異曲同工 “微創手術”治病不要命
有些人看APEC期間天兒不錯,就說:您看,這霧霾不是能治住嗎?就是不想治!——這就是犯了庸醫的毛病。臨時一段時間,采取一些緊急措施,為了辦好重要會議,這是權宜之舉;常態這么干,痛下虎狼之藥,那還能行?這么多廠子,關幾天沒事;長期不開張,工人吃風喝風去?
那有沒有又治病又不要命的招呢?
政府鐵腕治霾
鐵腕治霾令人欣喜,但也引來公眾的質疑和調侃:治霾為何總是緊盯著燒烤,盯著次要的生活污染?為什么不從根本上治理工業污染?罰款就能治好霧霾嗎?錢都到哪兒去了?要是霧霾還治不好,罰款給退嗎?
公眾的追問頗多,但訴求基本明確:治霾是應該的,但緊盯著小小的生活污染,卻不從根源著手,既治不了霧霾,更有擾民之嫌。治理大氣污染,如果只是在汽車、燒烤、揚塵等幾個次要地位的污染源之間來回折騰,即便再經過修改審議,如此治霾也很難走出爭議。
因為,在這樣的治霾思路下,不管是舊例還是新規,不管是機動車年檢后還要抽檢,還是靠罰款來治理違規露天燒烤,公眾利益都在文字游戲中被侵犯、被忽略。譬如,抽檢機動車,機動車明明已經通過了環保檢驗,張貼有合格標志,還要對其進行抽檢,車主還得配合,這顯然缺乏合理性,也等于間接承認了機動車環保檢驗規則的不科學。
很顯然,如此治霾只是擾民,并非安民。霧霾的罪魁禍首其實早已查明,就鄭州來說,在針對公開信的回復中,市長馬懿也承認,“鄭州空氣污染的成因主要是資源原材料工業占比過重、燃煤消耗總量過大、機動車總量多增速快、建筑拆遷工地揚塵等問題突出”。可見,整治工業污染才是治霾的首要任務,而吊詭的是,明明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卻在政府的治霾條例中被模糊處理。
稍作惡意的揣測,這背后顯然還是利益沖動作怪。柿子要先捏軟的,既回應了公眾的關切,也顯示了有關部門對霧霾的高度重視,既解決了燃眉之急,還給輿論交了一張看起來中肯的答卷。自然地,也埋下了致命的隱患,因為,在治理者看來,這是理所應當,但在公眾看來,這是避重就輕,有失公允。
因為實踐早已證明,治霾緊盯生活污染,譬如禁止違規燒烤,鄭州并非作出相關規定。且放眼全國來看,豪言全面禁止燒烤的城市名單也有長長的一串,但治霾的效果如何,公眾再明白不過—莫說治霾了,連燒烤的油煙都管不住。
天氣更冷了,全國各處的霧霾也有所收斂,公眾可以欣慰重見藍天,但政府不能再坐等北風來。鄭州治霾所引起的巨大爭議也警示我們:治霾誠可貴,安民價更高。政府積極立法治霾是好事,但起碼的這法應是良法,而不是亂來,不是故意避重就輕,而應是全盤考量,著眼未來。否則,長官們的表態是真道歉還是假敷衍,也就再明白不過了。
兩個輪子走路
河北經貿大學副校長武義青認為,現實情況要求各地適應新常態,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單純追求增長速度。大的方向,應該是綠色低碳發展、創新驅動發展“兩個輪子走路”。不僅河北需要轉型,北京、天津乃至整個區域,都要轉型。京津冀協同發展,實際上為尋找經濟與生態的平衡點提供了一個機遇。
武義青還指出,京津冀地區同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相比,盡管經濟活動強度較低,但霧霾更嚴重。究其原因,一是京津冀地區本身環境容量的限制,二是創新要素的缺乏導致工業排放量大。河北有很好的產業基礎,但是創新要素的配置較為欠缺。北京的研發經費占GDP的比例已經超過6%,天津已接近3%,而河北僅為1%。如果能夠優勢互補,促成河北產業資源與京津科技資源的合作,則不失為一條雙贏之路。“各地不該只顧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必須要有更強的全局意識。”
就京津冀地區的協同發展,武義青強調,地區之間的發展水平差距,仍是擺在面前的難題。“燕山地區的33個貧困縣,有22個在河北。這給河北引進人才、留住人才,形成了較大壓力。”武義青認為,河北同京津一樣,既有治理環境的需要,也有發展經濟的需要。河北的一些問題,需要拿到區域層面來協調,否則很難以一己之力解決。
一般情況下,又治病又不要命的招,沒有這么便宜的事。在技術手段、生產條件、產業狀況沒有大的改變的情況下,保就業保收入保出行,污染就是會加重。治了空氣,有些地方就是要影響暖氣。出臺政策也是一樣,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政策也是有機會成本的。
但是,兩難格局,還是有突圍的方向的。清潔能源、綠色發展,這些是長期的方向;短期來說,想辦法找平衡點。好比治病,大面積關停好比放化療,殺滅癌細胞之際,大量健康細胞也受影響,是不得已的手段。應該想辦法做“微創手術”,直取鼻上堊而不傷鼻尖。治羅鍋,踩死不行,不等于不可以做物理牽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