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霧霾來襲、水體污染、土壤侵蝕……近年來，環境污染問題成為困擾政府和公眾的難題。在經濟“新常態”下，公眾對于清風藍天的期盼，正成為巨大推動力，著發展方式的轉變、能源革命和治污長效機制的構建，環境承載力決定著未來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這是中央對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用了“上限”二字。縱觀會議報道全文，對消費沒有用“上限”，對投資也沒有用“上限”，而惟獨對環境承載能力用了“上限”一詞，這實則是中央在研判當前生態環境保護形勢后，發出的有史以來為嚴厲的警告，正確理解其中的含義事關全局。
　　
　　環境承載力逼近上限
　　
　　12月9日至11日，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由于此次會議是新常態思路下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因此備受關注。
　　
　　此次會議從九大方面提出了經濟發展的常態。會議指出，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據悉，把經濟發展和環境承載能力相結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歷史上尚屬。
　　
　　“我們對整個環境形勢有一個基本判斷，過去沒有把環境放在這樣重要的位置，這次把它作為新常態的一個表現方面，說明這個問題很嚴峻。”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表示，但是，可能還不夠，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有些指標甚至超過環境承載能力。
　　
　　2014年，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經歷了不平凡的一年。今年9月，內蒙古和寧夏交界處的騰格里沙漠存在企業非法排污現象。12月，廣西大新縣五山鄉三合村常屯出現疑似鉛鋅礦重金屬污染，造成部分村民出現不同程度的關節腫大、變形等情況，當地正動員村民搬遷。
　　
　　相對全國的環境違法案件，上述案例只是“冰山一角”。環保部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共處罰環境違法案件超3萬件，向公安機關移交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1232件。
　　
　　從披露的數據來看，2014年查處的環境違法問題明顯多于2013年。環境違法、污染犯罪等問題頻發，引起社會對環境容量的擔憂。
　　
　　城鎮化不是城市化
　　
　　來自清華大學的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分析》報告稱，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標準。
　　
　　北京近郊的城鎮和大型居住社區儼然已經和市區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這導致了北京市區不斷擴大，人口激增。
　　
　　“我覺得搞城鎮化應該在離北京市區稍遠一點的地方搞，離北京市區太近，后又變成城市的附屬品了。”市民劉先生說。
　　
　　距離北京70多公里的郊區延慶縣在此次霧霾天氣的侵襲下幸免于難。距離北京市區遠，且重視環境，是延慶縣遠離霧霾的“法寶”。
　　
　　延慶在進行城鎮化的同時，環境保護工作并未放松。在城區周邊進行的綠化，有效地降低了PM2.5濃度。據統計，延慶縣平原地區新增23725畝森林，每天可吸收1590噸二氧化碳，釋放1139噸氧氣，每年可滯留粉塵2401噸。截至2013年12月，延慶二級和好于二級的天數達到307天，占全年總天數的88%，為有歷史記錄以來高值。
　　
　　為重視環境保護工作，北京市人民法院在延慶縣法院設立了環境保護審判庭。
　　
　　“如果像北京近郊的地區能夠把各種資源配置足，我們并不愿意大事小情都去市區。為了去市區辦事，很多住在這里的人都買車。”劉先生說。
　　
　　據北京市公布的數據，1/4的PM2.5是“輸入性”的，3/4則是北京地區“自產”的汽車尾氣、燃煤排放、工業企業排放、工地揚塵、農業焚燒秸稈等。其中，汽車尾氣大概貢獻了22%以上的份額。
　　
　　《2012年中國機動車污染防治年報》顯示，中國汽車保有量達到20754.6萬輛，已連續3年成為世界機動車產銷大國，當前中國汽車二氧化碳排放每公里約為160克，歐洲的目標為95克，機動車污染已成為中國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
　　
　　有外媒評論指出，在北京四環之外，除了本地動遷戶外，基本上以新移民為主，這些區域的市民可能不被視為北京人，從而得不到服務。人們走出圈起來的住宅小區，面對的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城郊結合部的混亂狀態。這里缺乏合理的市政規劃、建設和公共資源投入，沒有足夠的幼兒園、學校、醫院以及方便的商業服務。但是，由于市中心擁有中國好的資源，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有錢人涌入，推高了中心地區的房價，這也禍及缺乏公共資源而又臟亂差的郊區。
　　
　　嚴控大型城市規模
　　
　　就此，“雖然一些技術性的推進細節正在探討過程中，但是嚴格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規模這一點，已經十分明確了。”一位國土資源部官員稱，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在內的特大型城市、大型城市，其城市規模都不可能無限制的擴張下去。
　　
　　事實上，在先前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世元就明確提出，按照布局基本穩定、數量不減少、質量有提高的要求，對現有基本農田保護任務和空間布局只能作適當調整，建設用地布局調整要以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為基礎，嚴控特大城市、大城市和城市新區無序擴張。
　　
　　目前，國土資源部已成立土地規劃調整完善工作領導小組及專門工作組，同時，國土資源部還提出，要求各地也要成立專門的工作班子，確保人員和經費到位，抓緊落實規劃調整，完善各項任務。而這其中，即包括環境資源承載力評價的有關工作。
　　
　　“從人口、水資源、環境資源的承載力上看，我國一大批大型、特大型城市已經遠遠超出了其正常的城市承載力，但是，由于發展沖動的存在，仍出現了無限制擴張城市規模的現象，這種擴張實際上是以土地為基礎的，因此，通過評價前置的手段，管住土地這個閘門，就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控制住城市規模的無序擴張。”一位參與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前期論證的專家透露。
　　
　　在此之前，國土部規劃司司長董祚繼公開表示，將重點壓減東部地區省份的新增建設用地規模。
　　
　　“比如上海市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就明確提出做減量規劃；北京正在做的首都總體規劃修編也提出減量規劃的新思路要求；深圳等城市近年來用地供應早已是以存量用地為主，深圳后劃定的生態保護紅線一共只有四五十平方公里的用地空間。”他說道。
　　
　　拓展環境承載能力需要新思維
　　
　　生態環境發展形勢如此嚴峻，首當其沖的自然就是應對戰略和政策了，其中兩方面至關重要，一是降低社會經濟發展對環境承載能力的需求，二是擴大和提高環境承載能力的水平，也就是從供求兩方面來擴大生態環境的利用空間。
　　
　　一般意義上，生態環境的利用空間有兩個來源，一是環保監管，二是調整結構，前者主要側重于末端治理，后者則是源頭治理，兩者相輔相成。就此而言，我們要推進經濟新常態的建設，以及推行各項改革措施，其實正是從提高發展效率的角度來向資源生態環境要空間，在環境承載能力“達到或接近上限”的條件下，任何旨在提率的政策，都可以理解為是一種“環保導向型”的政策。
　　
　　此外，環保本身的政策也很重要。雖然我們能夠理解效率和監管的重要性，但這兩點也正好是生態環境保護的兩大約束，也就是說，長期內的調整必定是有效的、均衡的，但中短期內，無法通過迅速提率和改進監管水平來“出清”生態環境的空間市場。
　　
　　因此，我們必須找到第三條道路，這就是向外要生態環境的空間。也就是說，我們在推動資本流出的同時，采用相對先進的生態環境保護技術來幫助資本流入國實現更好的可持續發展，進而用先進的、的產能來取代國內落后的、低效的產能，實現內外在生態環境保護上的齊頭并進。譬如，在“一路一帶”的建設過程中，我們可以在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技術轉移等方面將“一路一帶”建設成綠色生態的經濟帶，事實上，“一路一帶”的沿途國家恰恰大都是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國家，如果能夠通過“走出去”的戰略加強當地的生態環境保護，那么無疑也將終提高區域整體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終產生的實際效果，也就是提高了我們自身的生態環境承載能力。
　　
　　從環境承載能力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理解，體現為密集出臺改革措施的經濟新常態，其本質就是要緩解經濟發展與環境承載能力之間的緊張關系，為社會經濟的發展爭取更多的空間，否則，我們的轉型和發展并沒有取得成功的把握。
　　
　　加大環保力度
　　
　　“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一直以來，困擾著一些地方政府如何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相關問題，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答案。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而面對環保困境，環保組織自是不可或缺。
　　
　　壯大環保社會組織，不僅契合了環保問題龐雜、專業、影響面廣等特點，而且增加了公共管理的力量，為政府減輕包袱。在大力推廣“負面清單”的背景下，哪些是政府該管的，哪些是政府可以退位的，職能部門應有的定位。讓行政之手不再“”，騰出更多空間壯大社會組織，對增加社會自理能力，增強社會活力也有裨益。
　　
　　如今，“小政府，大社會”已是大勢所趨。相比于其他社會問題，環保事業更需政府“簡政放權”，讓專業的社會組織承擔責任。2015年1月1日起，新《環保法》將正式實施，該法將民間力量有序地納入環境治理的機制中，設立了環保公益訴訟制度，為環保組織提供了公益訴訟的機遇。
　　
　　相比于其他社會問題，環保訴訟具有鮮明特點。首先，環保問題訴訟成本高、專業性強。單靠個人對抗污染主體，不僅面臨取證難、耗時長、費用高等特點，而且和強大的污染主體相比，個人如“蚍蜉撼樹”，勝訴率不高。
　　
　　其次，環保事關公共利益，長期看絕非一人一地受害。過往無數例子證明，一條被污染的河流，或者一片被污染的土壤，牽涉到的利益群體是群體性的，也具有潛伏性（短期危害不明顯），因而環保訴訟屬于“眾益”范疇。而若政府承擔訴訟責任，容易成為眾矢之的，被拿來堵槍口，甚至成為民怨傾瀉的對象，因此讓環保組織提起公益訴訟，政府做好監督工作，更具可行性。
　　
　　而需要指出的是，壯大環保社會組織，并不意味著政府徹底“卸包袱”。從目前來看，政府至少要做足兩方面功夫。一方面，要對嗷嗷待哺的社會組織“扶一把”。目前法律規定具有提起訴訟權力的環保社會組織并不多，訴訟涉及鑒定費用高昂，不妨對參與公益訴訟的環保組織在資金上幫扶，這不僅能增強民眾對公益訴訟的信心，而且也給社會組織注入了強心針。
　　
　　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守夜人”角色，監督好環保組織的履職能力。設立準入退出機制及相關考核標準，定時對環保組織來個詳細“大體檢”，剔除無所作為的組織，嘉獎有貢獻的組織，促進環保事業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