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新能源設備】“《原子能法》的缺位與我國的核大國地位極不相稱。”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冠興表示，“立法已經迫在眉睫。”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中國科學院院士王乃彥、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理事長張華祝也表達了幾乎同樣的觀點，即呼吁各方應凝聚共識，加快推進立法。
　　　　
　　2%，這是目前我國核電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
　　
　　在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看來，如果不是2011年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發生，中國的核電發展應該不是現在這種場景。
　　
　　我國當時掀起一輪“核電熱”，幾乎所有省份都對發展核電躍躍欲試，但就在福島核事故后不久，即被國家緊急叫停，核產業發展一度陷入停滯狀態。
　　
　　此后，關于核電重啟的爭議一直持續至今。不過，事情似乎出現了轉機。自國家核安全局、國家能源局和國防科工局聯合發布《核安全文化政策聲明》后，中國政府支持核電的態度開始明朗化。
　　
　　原子能法提上日程
　　
　　繼核電十三五規劃制定后國防科工局黨組成員王承文近日透露，《原子能法》已上報國務院，力爭今年內通過審議。
　　
　　來自媒體的報道消息稱，早在2014年底，《原子能法》已經上報國務院，今年初國務院法制辦正式征求多家單位意見，2月末又分別委托中國核學會、中國法學會召開專家委員會。
　　
　　有業內人士預計，如果下半年能夠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快可在2016年出臺。此外，《核安保條例》、《核安全法》等多部核電領域的法律法規也被提上議事日程。此前，隨著核電重啟，核電規模建設和核安全運營已成為國家能源戰略的重要方針。業內人士呼吁核領域立法應全面啟動。
　　
　　盡管《原子能法》仍存在爭議，但作為核電領域的另一部大法—《核安全法》已經走在前面，包括安全目標、原則、部門分工、監管制度、公眾參與和信息公開等內容。今年4月17日，國家核安全局透露，《核安全法》提請審議時間預計將比原計劃提前。《每日經濟新聞(微博)》記者獲悉，目前《核安全法》已經計劃明年審議。業內預計，《核安全法》年底前將正式征求有關部門意見，2016年上半年修改完善，快2016年下半年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目前，《核安全法》是技術立法還是價值立法？如果作為一般民事立法，單獨對核立法實在沒必要，核的特殊就在于如果大家需要享受核帶來的特殊利益，就需要全社會共同承擔風險和損失。”上述核電法律人士認為，對于核設施運營單位，若要其獨自承擔核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損失，既不現實也不公平。
　　
　　事實上，2015年以來，核電立法活動就接連不斷，除了上述兩部基本法律外，《核安保條例》和《核電管理條例》也迎來新進展。
　　
　　中國核電裸奔三十年
　　
　　《原子能法》立法工作于1984年開始，但由于牽涉部門較多、法律條款面廣，部門之間意見分歧較大無法形成共識。隨著機構設置的不斷改革，國內核工業管理體制不斷變化，導致目前仍未出臺，被業界戲稱“中國核電裸奔三十年”。
　　
　　2014年4月25日，國防科工局在北京組織召開《原子能法》立法工作座談會。去年底，《原子能法》正式報送國務院，并于今年初征求了多家單位意見；2月27日，中國核學會在中核集團總部召開《原子能法》草案專家研討會，緊接著中國法學會也召開了相應的研討會。
　　
　　一位接近立法專家組成員的業內人士介紹說，其在2月28日參與法學會的專家研討，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陳冀平在會上指出，《原子能法》屬于我國涉核法律法規體系的頂層設計，也是我國核能研究、開發和利用的基本法律制度。
　　
　　據悉，當前的送審稿經過30年的醞釀、討論和修改，全面概括了我國原子能事業各方面的現狀，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已經具備了出臺條件。但對早2016年的出臺時間，業內人士有一定分歧。
　　
　　“我覺得目前出臺還不具備條件，《原子能法》在我國的客體或者說對象都沒搞清楚，從全世界看，制定并頒布《原子能法》也不是主流。”另一位核電法律人士認為，將《原子能法》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目前還有難度。
　　
　　另據某媒體引述國防科工局系統工程二司副司長任宏軍的介紹，目前《原子能法（送審稿）》征求了多個部門意見并進行溝通，除與國家核安全局在核安全監管職責方面有分歧外，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目前能否順利出臺還要看國務院法制辦的協調力度。
　　
　　【說道】核電誰來管 爭論不休
　　
　　“各部門代表爭得面紅耳赤的。”科技部門、軍工部門、教育部門等各有說辭。立法的責任、方向不明確，本來應該大家坐下來逐條討論的法律，常常因為爭執不休，討論半天不歡而散。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參加原子能法的起草會議，國家核電公司專家委員會委員湯紫德至今仍記憶猶新。
　　
　　機制不順產生的思想觀念隔閡，導致中國核能的母法（原子能法）到現在也沒有制定出來。“機制問題，通俗點講，‘機’指機構，由誰來管，‘制’指規章制度，要按照什么制度來管理。”湯紫德說。
　　
　　從核能的發展來看，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我國就曾提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理念。70年代初期，周恩來總理考慮到華東地區當時缺煤少油的狀況，提出在華東地區建立秦山核電站。
　　
　　湯紫德介紹，上世紀70年代，水利電力部提出水電、火電、核電三大支柱發展電力，并組織人員機構進行規劃、開發，以及與國外商談合作。而當時的軍工部門并沒有足夠的財力和人力來發展核電，建設核電站的資源以及電網建設的規劃都沒有，人力資源也只限于有限的領域和范圍，因此中國只能買國外的技術。
　　
　　“用軍工部門自己的話說，中國的核電就是一個‘萬國牌’。”湯紫德說，“買完法國的買加拿大的，買完加拿大的買俄羅斯的，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中國自己的成熟的核電標準。”軍工部門和民用部門在利用核能方面存在諸多的差距，技術發展方向不同，市場需求不同，資金的來源不同，隊伍形成不同。“和平利用核能和軍工利用本身就是矛盾的。”湯紫德說。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核能和平利用與軍用觀念還混淆不清，秦山核電站和大亞灣核電站也才開工不久。從需求角度來講，主管部門的立法迫切性并不高。
　　
　　另外，在當時核工業部是主管部門，法律起草工作則由國家科委來執行，業務主管部門與監管部門之間對于立法問題有一些意見上的分歧，故而一直無法達成統一意見。“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核工業的發展有制約的作用，對于剛剛起步的民用核工業可能不太適合，這個事就被擱置了。”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研究開發部副主任鄭玉輝說道。
　　
　　（本文資料來源：每日經濟新聞、中國科學報、證券時報、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