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從2015年起，環境公益訴訟似乎一下子迎來了春天。相當一部分法院與社會組織的溝通變得順暢了，更令人意外的是，首例民事環境公益訴訟還被寫進了高法的報告。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這既是國家司法系統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也是對社會組織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的支持。然而，環境公益訴訟真的迎來了春天嗎？
　　　　
　　“2015年是新環保法實施后的環境公益訴訟元年，社會組織提起的多數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依法順利立案，數量大幅上升。”自然之友法律與政策倡導總監葛楓在近日舉行的2015年環境權益維護實踐情況通報會上明確指出，2015年，9家社會組織提起37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其中6起審結。
　　
　　2015年，全國14個省、直轄市受理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包括江蘇、貴州、山東、福建、浙江、寧夏、遼寧、湖南、河南、海南、天津、北京、安徽和四川。“環境權益維護工作的開展逐步順暢和成熟起來。”中華環保聯合會副秘書長謝玉紅說。新環保法及《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實施后，環境公益訴訟的開展較2013年、2014年更為順暢，中華環保聯合會新提起的8起案件，均未出現因原告主體資格問題引發的法院不予回應、不予受理以及駁回起訴等情況。
　　
　　環境公益訴訟破冰前行，但是挑戰依然不少。據公開資料，全國有1000余個社會組織具備法律和相關解釋規定的起訴資格，其中在國務院民政部門登記的有36個，在省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有300多個，在設區的市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有700多個。“但僅有9家社會組織提起訴訟，與我國嚴重的環境狀況相比，這個數量太少。”葛楓說。
　　
　　現狀：總體情況仍不樂觀
　　
　　有關數據顯示，自福建南平中院受理新環保法實施后全國首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以來，2015年1月至11月全國各級法院共受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48件。而自2007年至2014年的8年時間里，全國各級法院所受理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總數只有65件，其中民事公益訴訟57件、行政公益訴訟8件。
　　
　　“與過去相比，新環保法實施一年多來環境公益訴訟在案件數量上有較大增長，提起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總體情況仍不太樂觀。”曾長期就職于中華環保聯合會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指出。
　　
　　新環保法明確規定，“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織可以提起公益訴訟。
　　
　　中華環保聯合會今年3月中旬在一場通報會上披露，目前全國有1000余家社會組織具備起訴資格。然而，2015年僅有9家社會組織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共提起37起個案。全國34個省級行政區中只有10余個省、直轄市受理過公益訴訟個案。
　　
　　此外，自開展試點以來，全國檢察機關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超過17起，通過檢察建議等方式辦理公益訴訟訴前程序案件共計325件。“此前有人認為環境公益訴訟放開后可能導致濫訴，從當前的情況來看，這種擔心明顯是多慮了。”馬勇認為，無論是社會組織還是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量，與預期還是有差距的。
　　
　　缺錢，影響環保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積極性
　　
　　6月4日，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集中公布5起環境公益訴訟審理情況，其中，3起判決原告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綠發會）勝訴，另2起原、被告已達成調解協議。
　　
　　事實上，不止在徐州。自2015年以來，各地法院判決的污染環境案件數量不少，但環保組織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并不多。這在業界資深人士馬勇看來，原因在于國內多數環保組織自身的運行費用不多，高投入的環境公益訴訟影響了環保組織的積極性。“從費用來講，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很多環保組織維持日常運轉就很艱難，提起公益訴訟多半力不從心：無力承擔環境污染調查取證及鑒定的高額開支，無力組織專業素質高的公益訴訟團隊，而判決下來的案子支付給原告方的錢往往根本不夠成本，不值得。”
　　
　　“有家組織在云南有個破壞生態的案子（起訴），到現在為止為什么沒有去做呢?就是因為損害鑒定的費用問題，評估機構的報價是100萬，誰受得了？”馬勇介紹說，徐州的3起判決案件，通過專家輔助證人的方式對環境損害鑒定評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損害鑒定評估機構的評估費，但工作人員的其他花費也并不是小數目，在審判中難以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比如出差住旅館，平日200塊，我們去的時候正好趕上節假日漲價，要500塊，法院就是不支持，只能算200塊。”
　　
　　全國人大代表、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提出了《關于建立環境訴訟資金管理制度的建議》，她指出，環境公益訴訟是“多管閑事”的訴訟，也是“勇敢者的訴訟”，必須從制度安排上建立激勵措施。
　　
　　她認為，由法院判決將一定比例的損害賠償金、生態修復金作為原告人已經支付的訴訟成本補償費用，是其他國家成功的公益訴訟制度的重要內容。否則，環保公益組織將因為提起公益訴訟而陷于困境，也無法吸引人才加入團隊。
　　
　　環境公益訴訟耗時長
　　
　　無獨有偶的是，盡管“立案難”的門檻被拆除，并不意味著環境公益訴訟的道路已經暢通無阻。
　　
　　在此方面，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何晶晶，在其撰寫的另一份報告《2015年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中就提出:2015年法院審理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已經作出判決的僅有兩例(該報告采樣起止時間為2015年1月1日至12月1日)。
　　
　　這兩起案例中，一例是“福建南平生態破壞案”。2015年年底，該案由福建省高院進行終審宣判，維持原判，原告勝訴，被告需恢復被破壞的28.33畝林地功能，造成毀林行為的四名被告需付出包括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等在內共計250萬元補償。
　　
　　該案是新環保法實施后民間公益訴訟案、破壞生態案、公益訴訟基金支持案以及請求生態服務功能賠償案。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在對全國首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進行點評時這樣說道:起公益訴訟案件獲得勝訴判決，自然是好事，但是還要看到公益訴訟的實行還有很多困難和障礙，需要各界的重視和支持。比如，“本案一審經歷了十個月才作出判決，耗時很長。”
　　
　　為何此類訴訟通常都耗時較長？馮嘉指出，環境案件一般都涉及為復雜的兩個專業技術問題，即需要通過鑒定、評估來確定企業排污行為與生態損害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而要進行專業的鑒定確實比較耗時；另外，生態損害賠償費用和生態修復費用的評估，也需要委托鑒定機構去做相關評估，耗時也比較長。“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前提還得是法官本身要比較專業，否則延遲時間可能會更長。”馮嘉說。
　　
　　（本文綜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法制日報、澎湃新聞）